绣在布上的江永女书
国家级女书传承人何静华在书写女书任泽旺 摄
女书传承人胡欣（右）在练习女书任泽旺 摄
江永女书书法作品
编者按：近日，江永女书被正式列入国际通用字符集，这不禁让人想到6年前的一部热播影片——《雪花秘扇》。这部改编自美国华裔女作家邝丽莎同名英文小说的电影就是以湖南江永女书为原型，讲述了分别发生在清末和当代两段女人之间“老同”（生辰同者或亲密女友间互相结拜）的凄美委婉的感情故事，这在当时引起了人们对江永女书的更多关注。6年后的今天，江永女书再次走进人们的视野。这一流传于湖南省江永县上江圩镇一带的女子专用文字，作为世界上唯一的女性专用文字语言系统，为什么只在女性之间流传？为什么只在江永一带出现？于今还有多少人在传承？面对诸多疑惑，本报试图为读者撩开其神秘的面纱。
女书是如何被发现的
1954年，湖南省江永县文化馆周硕沂在一次下乡辅导农村文化活动中，在上江圩葛覃村结识了创作女书水平较高的胡池珠。胡池珠教周硕沂学会了一批女字，并创作了《女书之歌》这首女书歌及其译文，后来被收入《江永解放十周年志》(油印本)。这是载入史册的第一篇女书作品。周硕沂还将两篇女书原件寄给湖南省博物馆，却没有引起重视。
1956年冬，湖南省文艺会演，负责会演摄影报道工作的李正光在周硕沂住处见到女书对联。李正光向省文物队领导汇报请示后，于1957年初到江永上江圩考察，写了一份关于女书的调查报告，连同一些女书原件，投寄给《中国语文》杂志。此为介绍研究女书的第一篇文章。1961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家文字改革委员会的周有光、史金波等见过江永妇女文字的材料。1968年，湖南省公安厅发现一瑶族断腿妇女写的文字无人认识，将其带到北京，请中央民族学院语文系教师陈其光、张公谨等辨认，也不认识。1979年，周硕沂重新回到县文化馆工作，在编写《江永县文物志》时，收入了“蝇形字”一节。
1982年4月，《江永县文物志》由湖南省文化厅转发全省交流，使越来越多的人知道了女书。同年12月，中南民族学院政治系教师宫哲兵到江永调查，在城关镇白水村找到了一份女书原件，但藏书者已死，根据其女儿提供的线索，宫哲兵结识了上江圩乡甫尾村高银仙、唐宝珍两位女书传人，搜集到3本女书，并请高银仙、唐宝珍两位老人逐篇唱读，将其全部录音，并由周硕沂翻译成汉字。宫哲兵回校后撰写《关于一种特殊文字的调查报告》，托人类学家吴泽霖教授推荐给中国民族古文字研究会。尔后，这篇调查报告在《中南民族学院学报》上发表，中国人民大学报刊复印资料《语言文字学》全文转载。
1983年3月，中南民族学院中文系组织江永女书研究小组。7月，中南民族学院副院长严学窘与宫哲兵合撰《湖南江永平地瑶文字辨析》一文，提交在美国召开的第十六届国际汉藏语学术会议，引起了国际汉藏语言学家的极大兴趣，被称为“一个惊人的发现”。9月，宫哲兵、谢志民再次到江永上江圩乡进行人文考察和方言调查，又结识了义年华、何西静等女书传人，搜集女书作品13件，由周硕沂翻译，撰写《湖南江永上江圩的女书》。1985年2月，中央电视台报道发现女书。同年9月至10月，中南民族学院组织调查队，到江永调查女书和千家峒的情况，搜集到十几件女书原件，1万多字。1986年5月，中央电视台播出专题片《奇特的女书》，该片被翻译成多种语言，在许多国家播出。同年3月和8月，中新社和新华社分别发布“湖南发现女书”的消息，国内外数十种报纸、杂志转载，女书得到社会的普遍承认和重视。
为什么只在江永一带出现
女书作为一种独特的文化现象，迄今为止只在江永县上江圩乡及其周围方圆不到百里的范围内流传。这是为什么呢？目前仍无确切的答案。也许这里的风土人情和社会环境为生成这种特殊文字提供了便利。江永地处湘桂粤边界，人口以瑶族为主。这里盛行出嫁姑娘不落夫家的习俗，男女异性交往在婚前受到隔离，婚后，只要女方没生子女，便不能与丈夫真正组建家庭，而是住在娘家与同性伙伴一起纺纱织布。所以，这里的妇女对娘家女性伙伴的感情远远超过对丈夫的感情。江永一带广为流传这样一句话：“姐妹面前不讲假话，丈夫面前不讲真话。”这种习俗不仅促成了结拜姊妹风俗的延续，也使得已结拜了姊妹的女性更严密地把自己封闭在女性社会里。据老人们的回忆和文献记载，历史上江永及周边地区，妇女尤其年轻姑娘之间，盛行结交“老同”，双方家庭为此专门修书，并举办结拜仪式。结拜姐妹情同手足，经常在一起纺纱织布、描花刺绣，并学习女书、唱读女书，甚至同起同坐，朝夕不离，“清早起来陪到黑，夜点红灯不舍离”。她们有心事则互相吐露，有难处则互相商量，有欢乐则同享，有忧愁则共分。这种结拜促成了与男性社会隔绝、内部又特别活跃的“女儿国”的形成。“定结交”可以说与女书相伴相生。然而，这仅仅是推测，女书在此地形成仍有待学者深入研究。
为什么仅限于女性流传、使用
女性在使用女书这种文字时事实上都是公开的，为什么仅限于女性流传和使用呢？目前也无令人信服的理由。有学者认为“之所以只有女子懂，最大的原因很可能是男人对这种文字根本就不屑一顾”。有学者认为，女书某种程度上说就是一种“苦情文学”，在男尊女卑的社会里女子找到了这样一种表达心声的工具。女书研究者经过多年的考察和多方面的搜集，在600余件尚可辨认的原件中，整理出429篇17万字的女书作品，其中婚嫁类140篇，申说苦情类40篇，结交姊妹类20篇，纪史叙事类32篇，宗教祭祀类10篇，谜语、翻译作品等约160篇。它们记录了当地妇女的生活与情感，以悲切、伤感、抒发痛苦为基调。妇女不用男书（汉字），客观上是因为她们被剥夺了受教育的权利，主观上是因为她们不愿意像男人透露自己的心声。还有学者认为，“女书只在女性中流传而男性不认识，恰恰体现了瑶族社会中男女平等的民族习俗。”“历史上处于支配地位、掌握族中大权的瑶族妇女，理所当然地首先掌握女书这一民族文字与民族文化。一代又一代瑶族女性当然就是掌握、学习、使用女书文字的传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