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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自己写的第一本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

2017-07-01 11:27:15 来源:红网永州站 作者:陈汝财 编辑:周文君

《社会学大纲》民国三十八年五月初版(整体)。刘艳梅摄

  《社会学大纲》蓝色封面,内页为繁体竖排土纸本,著者李达,民国三十八年五月初版,一套共5本,各石印1万册,新华书店翻印。在《翻印者的话》里说:“原著者的这本书是抗战以前由笔耕堂书店出版。许多马克思主义术语,是李达同志首先翻译到中国,并系统介绍给中国的革命者。作为马克思主义译界的前辈,李达居功至伟。”

  《社会学大纲》是李达在国立北平大学法商学院任教授时的名著。全书把逻辑的论证和历史的考察结合起来,致密周详,有很强的说服力。作者在初版的扉页上题写了“献给英勇的抗日战士”,又在第四版序言中说明了撰写此书的目的:“战士们为要有效的进行斗争的工作,完成民族解放的大业,就必须用科学的宇宙观和历史观把精神武装起来,用科学的方法去认识新生的社会现象,去解决实践中所遭遇的新问题,借以指导我们的实践……”1935年北平大学法商学院作为讲义首次印行,1937年5月由上海笔耕堂书店出版,同年再版三次。初版出来的6月,李达就用牛皮纸包了1本,写上“寄延安:毛泽东收”。辗转半年,中共地下党交通将书送达延安的毛泽东。毛泽东详读了此书并作了眉批,向延安抗日军政大学和哲学研究会作了推荐,指出此书是“中国人自己写的第一本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毛泽东在艰苦的战争时代,戎马倥偬,把《社会学大纲》读了10遍,写了3500字的批注,在他自己的《读书日记》上记录了阅读这部著作的时间,即1938年1月17日至3月16日。他还向延安抗日军政大学推荐了此书,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号召党的高级干部学习此书。1939年艾思奇编辑出版《哲学选辑》时收录了此书的《唯物辩证法的诸法则》一章。1948年中原新华书店根据毛泽东的意见重版了此书。同年生活书店将此书第五篇《历史唯物主义》以《新社会学大纲》的书名列入“新中国大学丛书”再版。理论界认为李达的《现代社会学》、《社会学大纲》、《唯物辩证法大纲》三部论著是我国三个不同时期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代表作,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上具有里程碑的意义。

  李达写作这部著作的初衷是以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揭示中国社会的特殊发展规律,帮助中国人民科学地分析中国社会的实际问题,认清中国革命的道路,而不是系统地阐述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本身。由此,我们可以认识到,李达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目标,不是为了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而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他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为了改造中国,即探索“中国的出路”,回答“中国向何处去”这一时代大问题。从这部著作中,我们可以看到,李达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根本方法是普遍与特殊相结合的方法,也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方法。一方面,李达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了精深的研究,甚至在上个世纪30年代中期就在中国共产党党内第一个明确的主张和论证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实践的唯物论”。进入20世纪30年代,中国思想界出现了声势浩大的唯物辩证法运动。唯物辩证法的传播、阐释、中国化,成为这一时期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开展的主旋律。李达的名著《社会学大纲》,是这一哲学运动的重大标志性成果。在书中,李达明确提出:“社会学的唯一的科学的方法,是唯物辩证法。”又指出:“唯物辩证法是唯物辩证法的历史观与自然观的统一,两者统一的基础是社会的实践。”这就把中国人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解,由以唯物史观为主进而扩大为唯物辩证法。他所讲的“社会学”也由《现代社会学》所指的唯物史观,在《社会学大纲》中扩大为唯物辩证法。他指出:“当作世界观看的唯物辩证法,当作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成果之普遍化的概括看的唯物辩证法,其中包含着两个部分,两个领域,即唯物论的自然观(自然辩证法)与唯物论的历史观(历史辩证法)......”另一方面,李达也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指导下对中国社会的“特殊姿态”作了深刻的分析。例如,他系统地研究了中国近现代经济发展的历史,通过这种研究,他在中国思想界最先明确把中国近现代社会性质概括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并由此精辟地阐明了中国革命的首要任务是反帝反封建主义;也是基于这一研究,他在建国后多方面地论述了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特殊规律,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最早探索者之一。正是由于李达的《社会学大纲》是中国学者自己撰著的系统论述马克思主义哲学基础理论的首部著作,它针对中国革命的实际需要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做了独到而深刻的阐释。毛泽东同志据此,曾说“零陵出马克思主义,山沟里出马克思主义。”即使当作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来看,这部书也都属于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上的名著,并且不存在苏联模式的哲学教科书普遍具有的那种片面性。

  《社会学大纲》的出版更是费尽周折,可以说是李达同志在白色恐怖条件下从事革命活动的重要见证。为了出版这一著作,为了对付反动派的书报检查机关,李达没有少费心思,最后以机智而巧妙的办法,予以出版:首先是对书籍中的一些有关人名以及有关的词语作了一些加工处理。其次是,“利用当时外国报刊可在上海租界照常出版和流通的合法性”,创办了笔耕堂书店,即以王会悟(又名王啸鸥,李达的爱人)的名义,向英租界注册了一个书店,事实上并无该组织,纯属虚构,以取得出版流通的合法化。正如李达的长子,曾任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研究员的李心天回忆说:“《社会学大纲》是爸爸在北平大学法商学院教书时写的课本。为了对付反动派书报检查机关,爸爸机智地使用了一些列宁所说的‘奴隶的语言’,把马克思写成卡尔,把列宁写成伊里奇,把无产阶级、资产阶级写成普列达里亚、希尔乔亚,并且给这本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写了一个隐晦的书名——《社会学大纲》,于1937年5月由上海笔耕堂书店出版。笔耕堂书店是由妈妈以王啸鸥的名义向当时英租界当局注册的一个挂名书店,完全是自己筹钱,自己买纸,自己托人印刷的。不然,当时有哪家书店敢冒险承印这样一本书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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