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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资涨得慢 是谁挡住了老百姓的涨薪路?

  (本文刊发于《中国经济周刊》2016年第46期)

  有专家说,过去十多年,工资实现了较快增长。但果真如此吗?

  数据显示,近两三年,劳动力成本有所上升,劳动报酬占国民总收入(GNI)的比重虽然从2008年的48.5%回升到2013年的51.1%,但并没有达到历史高点,2000年为53%,1994年为54.6%,甚至在80年代中期,这一比重曾高达60%。

  好一个“较快”增长,专家的语言艺术真是杠杠的。

  按理说,发展成果理应人民共享,发展的最终目的也是为了增进人民福祉,如今既然经济发展了,为什么不能给老百姓多涨点工资,多增加些获得感和幸福感?

  再说了,现在经济处于下行期,消费成为发展重要动力,国家一直提倡扩大内需,消费升级,提振经济,可是各地又在纷纷降低工资涨幅。这不是互相矛盾吗?

  工资为啥涨得慢?

  从长周期看,改革开放初期至今,我国劳动报酬长期在世界处于偏低水平的状况没有改变。虽然本世纪初曾有过昙花一现般的较快增长,但由于过去欠账太多,基数太小,又没有在总体分配结构上进行调整,只能是相对、短期和补偿性的,工资上涨缺乏后续的制度性保障。

  近几年经济发展换挡变速,许多行业发展面临困难,在高速增长期被掩盖的粗放发展问题,如今一一显现,成本高,效率低,而本该继续上涨到合理水平的工资,反而成了“替罪羊”,上涨的势头生生被按了下来。按照工资涨幅要与经济运行主要指标相衔接的说法,如今的现实合理性也没有了。

  除了大环境变化造成的慢,不同地域、行业间的分化愈发明显。

  2015年,就城镇非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而言,增速最低的地区中部(8.6%),比最高的西部(11.9%)低了3.3个百分点;增速最低的行业采矿业(-3.7%),比最高的教育行业(17.7%),在2014年基数差别并不是太大的情况下,低了21.4个百分点。同为辛辛苦苦工作的劳动者,工资差距咋就这么大呢?

  为什么有的行业就能涨得又快又容易呢?看看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在2014年基数已经破10万元的基础上,还涨了11.1%。还有金融业、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文化、体育和娱乐业……

  专家不是说工资增长应与经济增长和劳动生产率提高相匹配吗?去年的经济增速是6.9%,劳动生产率增长率增速是6.6%,那些远超两项指标的行业又是如何做到自带光环的?

  这固然与当前互联网相关行业处于发展风口、一些行业固有优势较强等有关,但如果困难行业普通劳动者的工资福利水平还这么龟速地增长,对优势行业过快增长的工资水平不及时调整,只会让社会贫富分化更严重,埋下更多社会矛盾的引子。

  工资上涨为什么这么难?

  过去几十年, GDP的蛋糕越做越大,可为什么工资想涨得快点就这么难呢?

  先来看看固有的分配体制。1995年到2014年间,绝大部分年份,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工资总额占GDP比重远远低于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占GDP比重,悬殊最大的2011年达9.08%,后者几乎是前者的两倍。

  1996年到2004年的19年间,城乡居民收入增速在大部分时候都没有跑赢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增速。

  国家要集中力量办大事可以理解,但发展经济说到底是为了改善民生,增加百姓福祉,既然国民经济的蛋糕越做越大,为什么只给财政多分,却不能给老百姓多分些?二者无论从比重还是增速来看,差距都如此之大,难免有与民夺利之嫌。可是想真的改革固有分配机制,涉及各方错综复杂的利益,比涨工资本身还要难得多。

  把工资水平保持在较低水平恐怕还有另一层考虑。当初为了加速原始积累,劳动力被人为压低,形成了中国在国际市场中的竞争优势。为了继续保持这种优势,或者不让优势太快消失,工资也不能涨得太快。甚至有一些人主张,经济迈向新常态,需进一步压低劳动力成本才能避免中等收入陷阱。相关部门决策时是否受此影响,还真是不好说。

  对于企业来说,当然也有难处,涨工资这件事,根本不是给员工工资卡上多打些钱就完事了,背后的隐性成本也要随之提高。按目前的社保费率计算,企业单在员工的五险一金缴费费率就超过35%。给员工每多涨点工资,就要多缴纳一大笔社保费。

  企业要减负,工人要涨工资,怎么办?

  涨工资这么难,就算涨了,你就真的守得住吗?除非你跑得过CPI,跑得过GDP,逃得过股灾,在房价起飞前买过房,别人撺掇你买高额P2P时没动心,否则,工资还没捂热又打水漂了。

  今年年中,中国收入分配研究院曾发布《中国劳动力成本问题研究课题报告》,其中提到,中国在过去37年间,人均GDP增长了约20倍,而城市和农村居民收入只增加了约13和14倍,城市和农村居民收入增长分别有30年和26年低于GDP增速。

  收入多年没跑赢GDP,究竟怪谁?原因很多。下一步该怎么做,更得好好琢磨。

  对于企业来说,想减负,别净盯着咱那点工资,关键还得努力提高劳动生产率。对于决策和治理者而言,既然知道企业成本过高,附着在劳动力上的社保费率以及制度成本等综合性成本都高,那就赶紧着手改善民生、为企业减负、提振经济,统筹设计好了才能兼得。

  扩大中等收入群体,一直是本届政府努力的目标。多为更多普通劳动者增收,让他们进入中等收入群体范围,使其工资增长与经济增长相匹配、与劳动生产率提高相匹配,共享改革发展成果。同时要完善老百姓资本收益渠道,工资收益和投资收益都能健康增长。至于某些专家建议的,继续通过人为压低工资、压低消费的方式来保持经济竞争力的老路子,还是坚决抛弃的好。

来源:中国经济周刊

作者:霍青桐

编辑:张钰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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