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天七夕，你会怎样示爱？让我们先来见识一下“民国范儿”：订婚结婚都要登报。俗话说，秀恩爱，死得快。我们无法确认当年登报的男男女女是否携手走过一生，但是当他们郑重地向世人告知恋情时，大部分人还是怀着美好憧憬的，只不过背后各有故事，各有隐情。如同民国的报纸上也充斥着离婚启事，以最冷漠和绝情的姿态，展示着世界的另一个真相。撰文/本报记者储文静

　　报纸上的爱恨情仇

　　民国人像是在报纸上谈恋爱。

　　1927年，19岁的王映霞与郁达夫登报结婚，开始了中国现代史上一段著名恋情。10年后，郁达夫和王映霞打得不可开交，郁达夫一怒之下在汉口《大公报》上发了一个启事：“王映霞女士鉴：乱世男女离合，本属寻常，汝与某君之关系，及搬去之细软衣饰、现银、款项、契据等，都不成问题，唯汝母及小孩等想念甚殷。乞告一地址。郁达夫谨启。”后来经过友人调和，两个人和好了。

　　然而1939年，郁达夫又在香港《星岛日报》上登出启事：“达夫与王映霞女士已于本年三月脱离关系，嗣后王女士之生活行动完全与达夫不涉，诸亲友处恕不一一函告。谨此启事。”

　　一段旷世奇缘画上了句号。

　　名人的分分合合都在那一则启事中。民国时期，在报纸上刊登订婚、结婚甚至离婚启事，成为一种时髦，接受过西式教育思想开明、家境富裕、人脉广的人家一般会选择这种方式。翻开1940年代民国时期的湖南《大公报》，几乎每天都有一到两条这类启事，成为报纸的一个利润来源。

　　这种启事有没有法律效力呢？在报上公示结婚，一方面通知了双方家庭的亲友，另一方面也可在日后作为凭证，有一定法律效应。登报结婚既是一种风潮，也与当时婚姻法不完备以及婚姻登记所不普遍有关。

　　除了名媛淑女达官贵人缔结良缘时刊登广告，也有朋友亲人们刊登贺词祝贺的，话都是吉利的白头到老等等，显得又庄重又新派。

　　“新化人发了结婚的热”

　　“邓兴宇、左大玲结婚启事：我俩承张树铭、吴严武两先生介绍并征得双方家长同意，谨订于国历元月七号在长沙新怡园举行典礼。国难时期一切从简，特此敬告诸亲友。邓兴宇、左大玲启。”（1941年1月8日湖南《大公报》）

　　“任邦昌、喻子美结婚启事：谨于国历三十六年元月五日在长沙大东茅巷潇湘酒家举行结婚典礼。特此敬告诸亲友。”（1946年1月6日湖南《大公报》）

　　“何玉昆、陶良璆结婚启事：我俩承陈绍藩陶春林两先生之介绍并征得双方家长之同意，订于民国三十五年十二月四日长沙乐陶大厦举行结婚典礼，特此敬告诸亲友。”（1946年12月5日湖南《大公报》）

　　上面几则是刊登在湖南《大公报》上的结婚启事。民国时的结婚启事格式大体相同，往往在结婚典礼的第二天登报，夹在报纸的各种广告中间。启事内容比较简单，简单罗列一下典礼的时间、地点。值得注意的是，结婚启事大都会提到双方婚姻介绍人的名字，还特意强调已征得双方家长同意。可见民国时期，男女大多经人介绍相识，介绍人在婚姻中有着重要的位置。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仍然是婚姻的主要形式。

　　上世纪40年代以前，湖南报纸上还罕见结婚启事。1930年1月20日，湖南《大公报》刊登了一则新闻《张曼真与宴次儒昨日在青年会举行结婚典礼》。张曼真为一师训育主任，宴次儒为二中的毕业女生。婚礼采用中西合璧的形式，证婚人为一师校长谢真，出席者有百余人。报道称，两个人均为新化籍，平日情感异常浓厚，大公报竟以“新化人发了结婚的热”为副题，十分搞笑。我们无法确定当事人是不是名人，或是报馆朋友卖个人情做篇报道也未可知，新派人士还是喜欢在报纸上“招摇”一下。

　　1930年，对北平114位学生进行的“婚姻调查”显示，有9.31%的人表示不要结婚仪式。有些学生虽然还是要求有个仪式，但是希望这个仪式越简单越好，在报纸上发一个启事通告即可，持这一主张的比例已经高达近40%。

　　一则结婚启事引发的动武

　　结婚启事事关个人隐私，刊登不慎还会引起风波。

　　1913年2月，《长沙日报》登载了一则结婚广告，说郑师道与唐群英因“道义感情成婚姻之爱”。郑师道只是唐群英的追求者，穷追不舍从浙江一直追到湖南，据说此人“精神有恙”。唐群英何许人也？她是中国同盟会第一个女会员，同盟会的大姐大，女权运动的领袖。那时她丈夫已经去世多年，这么个启事岂不是有损她的清誉。唐群英大怒，带着几个姐妹打上门来，大闹长沙日报编辑部。编辑部再三解释说广告是经营性质的，和他们无关，应该去找郑师道。编辑部还答应将在第二天报纸上刊登致歉声明，好话说尽唐群英才答应离开了。

　　谁知在好事者的挑唆下，唐在当天晚上又率男男女女30多人杀回报馆，砸了报馆的招牌。报馆也不是好惹的，一纸诉状将唐群英告上了法庭。唐群英对此毫不理会，还扬言三枪解决此事：一枪给郑师道，一枪给长沙日报主编，还有一枪给自己。长沙日报吓坏了，特意请来警察给报社站岗。

　　事情最后怎么解决了呢？结局众说纷纭，有说唐群英败诉的，也有说在谭延闿调停下私了的。不过郑师道后来在浙江被人暗杀了。

　　当时的婚姻要“双证在手”

　　“陈鑑翘、胡廉清订婚启事：兹承彭子英熊远风两先生介绍，并经双方家长同意于国历五月一日在长沙订婚，值此抗战期间一切从简，谨此敬告诸亲友。”（1938年湖南《大公报》）

　　“魏方、李桂芬订婚启事：我俩承廖佩之、赵拔群、熊志希、徐叶珍四先生之介绍谨遵严慈之命在昭潭订婚特此敬告亲友。”（1941年1月12日湖南《大公报》）

　　“谭正华、龙金文订婚启事：兹承王书麟、浣瑞璜先生介绍谨詹于国历八月八日午后四时为次男阳平、次女月均在长沙举行订婚典礼，特此敬告诸亲友。李庆庭、王厚馀同启。”（1946年8月8日湖南《大公报》）

　　民国报纸上还有一道风景，便是订婚启事。据记者的不完全观察，湖南《大公报》上的订婚启事比结婚启事还要多。今天订婚早已不是结婚前的必经程序，也不具备法律效力。但在民国人的生活中，订婚非常受重视，是男女婚娶的一个“硬性流程”。

　　新式婚礼趋于简朴，淘汰了许多陋习，但是订婚这个流程是不能少的。男女自由恋爱或经人介绍，征得双方家长同意后，互相交换纪念品，摄影留念，并在报上合登订婚启事，男女双方准备礼饼喜糖馈赠亲友，婚约即告确立。从此，双方就有义务忠于对方。订婚还有证（书），当时的婚姻可是要“双证在手”的。

　　同居和结束同居广告盛行

　　“离婚启事：朱洪荫陈妹贞于民国十年，凭媒说合，正月二十七日结婚。近年夫妻意见不合……双方无条件甘愿脱离夫妻关系，日后男婚女嫁两不相干，恐口难凭，特登报声明为据。朱洪荫陈妹贞启。”（1935年1月17日湖南《大公报》）

　　“佘名世、石淑沅离婚启事：我俩已凭双方家长脱离夫妇关系，嗣后男婚女嫁两不相涉，特此登报声明。”（1941年1月8日湖南《大公报》）

　　“朱绍辉、吴少云离婚启事：我俩结婚三载，今因意见不合，势难偕老，今凭男女双方亲族，自愿脱离夫妇关系，以后男婚女嫁各听自由。当时双方已将个人衣物手续各自检点清楚，永无瓜葛。此系两人自愿并无丝毫逼迫情事。恐口无凭，特此登报声明。”（1946年8月4日湖南《大公报》）

　　离婚都要登报？民国人是不是疯了。从报纸的离婚启事可以看出，双方不是刻意高调，或者故意羞辱对方，很大的原因是由于法律不健全，双方通过登报来避免以后的麻烦。口气之冷漠，不如路人，让人十分唏嘘。

　　其实，那时候离婚早不是什么新鲜事。1911年《大清民律草案亲属编》就规定了“两愿离婚”和“呈诉离婚”两种方式。1930年颁行的正式《民法典亲属编》，则规定了“协议离婚”与“裁判离婚”两种方式。

　　不过法律和社会传统是两码事。法律上人们有了离婚的自由，社会传统依然有强大的力量。对当时的普通人来说，离婚依然是一个代价十分沉重的事件，当时离婚率并不高。

　　让人大跌眼镜的是，民国时盛行同居和结束同居广告，其开放程度让现代人也只能仰望。当时有不少青年，厌烦婚姻的繁文缛节，只在报纸上刊登一个“同居”启事，便算结婚了。过几年，双方产生嫌隙，又登报“结束同居”。同居、结束同居广告与结婚广告，杂然并陈，蔚为大观。这种社会风气，颇让人忧虑。1929年，湘潭县党部呈请省委会，主张限制任意离婚，以维持固有道德。

　　道德和婚姻，在任何时代，都是让人头疼的话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