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召开的博鳌亚洲论坛释放出一系列中国金融业对外开放的强烈信号。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易纲在博鳌亚洲论坛2018年年会“货币政策的正常化”分论坛上，宣布了包括取消银行和金融资产管理公司的外资持股比例限制等金融领域开放的六大措施，今年6月30日之前大部分措施将会落实。

　　业内人士表示，就银行业而言短期内可能进一步加剧行业竞争，但长期来看，银行业开放符合我国经济结构转型的需要，也将助推金融业和经济结构的转型。值得注意的是，金融业开放不等同于金融和资本流动的自由化，在“开门”的同时，一定要把握节奏和力度，防范由此带来的金融风险。

　　银行业开放稳步推进

　　自去年以来，银行业对外开放政策频出，积极稳妥推动银行业对外开放，合理安排开放顺序，稳步扩大银行业双向开放成为政策重点。

　　监管层在2017年12月就曾针对“扩大外资银行业务范围”表态，提出从放宽外资银行存在形式选择范围、扩大外资银行业务经营空间、优化监管规则等三方面推进银行业对外开放。2018年政府工作报告中也提到，将放宽或取消银行、证券、基金管理等金融机构的外资持股比例限制，统一中外资银行市场准入标准。

　　此次博鳌亚洲论坛易纲提到的金融领域开放11项措施中，涉及银行业条数最多。其中，取消银行和金融资产管理公司的外资持股比例限制，内外资一视同仁；允许外国银行在我国境内同时设立分行和子行将在数月内落实。鼓励在信托、金融租赁、汽车金融、货币经纪、消费金融等银行业金融领域引入外资；对商业银行新发起设立的金融资产投资公司和理财公司的外资持股比例不设上限；大幅度扩大外资银行业务范围等措施将于年底前渐次落地。

　　“我对中国金融开放的政策持积极乐观的态度。”浦发硅谷银行行长蒋德（Dave

　　Jones）表示，“目前我行99%的企业客户都是中国本土的科技型创新企业，一个开放的中国金融业会使我们能够更好地了解市场并做出正确决定。”

　　星展集团CEO高博德同样对金融业开放表示欢迎。“未来外资公司可以开展的业务进一步扩大，范围及发展速度都不再受限，开放可能会改变整个金融行业的现状。”高博德说。

　　数据显示，截至2017年底，外资银行在华营业性机构总数1013家，总资产为3.24万亿元人民币，较2001年中国加入WTO时增长10倍多。

　　谈及金融业开放对于国内银行业的影响，交通银行首席经济学家连平表示，对外开放不仅有助于充实中资银行的资本金，学习和引进先进的服务理念、管理经验以及成熟的产品和技术，更重要的是可以引进现代管理理念和公司治理机制。

　　力度超预期 不改市场大格局

　　对外开放步伐的加快，对于我国金融业来说既是机遇也是挑战。业内人士普遍认为，短期内外资银行难以对我国银行业造成实质影响，从具体业务看，未来人民币业务以及债券承销、托管等市场业务可能受到一定冲击。目前看，外资银行当前目标多为尽快开设分行，为后期发展蓄力。

　　据了解，外资银行在人民币业务及债券承销、托管等市场业务方面此前受到审批限制较多，如申请人民币牌照前要开业一年以上，外国银行分行不能做中国境内公民的人民币业务、只能吸收100万元以上的存款等限制。

　　中国银行国际金融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原晓惠表示，放宽人民币业务意味着有可能缩减人民币牌照等待期、放宽外国银行分行人民币业务限制，“外资银行大多综合化程度较高，承销、托管业务也是其优势业务，这些牌照如果进一步放宽会给国内银行业带来一定冲击。”她说。

　　接受采访的多家外资机构则明确表示，将利用好政策红利，成立分公司成为多数外资银行的首选。汇丰在去年12月就成立了内地首家由港资控股的合资证券公司——汇丰前海证券，同时，汇丰亚太区行政总裁王冬胜表示，“将继续支持客户把握内地市场进一步开放所带来的诸多机遇。”

　　蒋德透露，浦发硅谷银行即将在粤港澳大湾区开设分行，同时，深圳分行的筹备也已经取得监管批复，将落户南山，希望能够在今年9月底前达到监管要求，并争取年内开业。

　　星展集团CEO高博德同样表示，金融市场准入放宽促使其重新考虑布局，“未来星展银行会在全国开设分公司方面进一步构思。”

　　对于中资银行而言，连平认为其也将在多个领域取得突破。“如业务和金融服务都将逐渐实现全球化，海外资产及营业收入将显著提升，人民币业务比重将扩大；业务范围将从原来的传统业务向新兴业务拓展，业务重心也将从原来的银行业务为主向综合化金融服务输出转变等。”他说。

　　不过业内普遍认为，政策落地仍需要过程，外资行分支机构的设立、业务的开展，不可能一蹴而就。因此，即便政策落地后，短期内，外资行实力恐也很难与中资银行竞争。

　　配套监管加强 预防金融风险

　　采访中，多位业内人士提出，金融业在“开门”的同时，一定要把握节奏和力度，防范由此带来的跨境资本流动风险。

　　易纲也强调，金融业的开放将遵循三个原则：第一，准入前国民待遇+负面清单管理。第二，金融业的对外开放和汇率形成机制的改革，和资本项目可兑换的改革进程要相互配合，共同推进。第三，在开放的同时，要重视防范金融风险，使金融监管能力要与开放程度相匹配。

　　连平表示，在“引资”的同时，也应实现“引智”和“引制”。“对外资的‘放开’并不意味着‘放任’。”连平直言，“无论是中资或是外资，监管层对于金融牌照的颁发仍将一视同仁，审慎监管，在稳定的条件下提升中国金融业的竞争力，更好地实现全球化。”

　　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高级研究员董希淼认为，对于监管机构来说，随着对外开放进程不断深入，外资银行在中国的业务不断拓展，未来银行的交易结构、业务模式更加复杂，呈现出跨国别、跨市场、跨领域的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