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0年在延安，当乐天宇把发现南泥湾的消息告诉毛泽东时，毛泽东说：“我这个湖南人，全国也跑了不少地方，却没到过九嶷山。红军长征时从那里过，也没停脚。”在长征途中，由于毛泽东备受“左”倾教条主义者排斥，而丧失了政治和军事领导权，正确主张也得不到采纳，处境非常艰难。但是，为了中国革命的前途和命运，毛泽东顽强地抗争着，强忍痛苦去争取，苦口婆心做工作，始终没有放弃通过寻机歼敌夺取反“围剿”胜利的希望，即使在经过湘南宁远时，也没有时间多停留，更没有心情欣赏九嶷山如画美景。对于这段历史，毛泽东曾回忆道：“我这个木菩萨，过去还灵，后头就不灵了……直到遵义会议，他们又把我搬出来，后来才开始香起来了。”

长征道路上：我们不能“走偏向”

1934年11月17日，中央红军一、三、五、八、九军团及军委一、二纵队陆续经过宁远。11月21日，军委一纵队从蓝山南屏进入宁远韶水，经下灌、百草坪、大界、水打铺（水市）、包家、天鹅抱蛋、桂里园等地，往道县四马桥行进。当时的毛泽东就编在中革军委一纵队。令人高兴的是张闻天、王稼祥也被同时编入了中央红军纵队，随主力红军一道长征。此时，中央红军已经离开江西苏区41天。按照当时博古、李德的错误指挥路线，红军部队要一路西进。

毛泽东患疟疾刚刚治愈，身体尚未恢复。王稼祥在第四次反“围剿”中身负重伤，一直未愈，只能靠担架行军。张闻天身体尚好，一般能骑马行军，工作繁重时偶尔也坐一下担架。他们一起随中央红军纵队行军、宿营，形成了一个新的担架上的“三人团”。

在担架上，他们一路相谈。他们认真分析了自第五次反“围剿”以来，在中央苏区及长征途中所发生的事情。王稼祥不无忧虑地对毛泽东说：“中国革命的道路不能再这样走下去了，这样下去是不行的。”毛泽东对此心急如焚，对红军的前途命运堪忧。他虽然失去了参与谋划军事的权力，却仍然不时地提出自己对行军路线的正确主张。

后来，毛泽东的身体有所康复后，有时便不坐担架，到各个军团去看看。时隔40多年后，李德在他的《中国纪事》一书中作了这样的描述：毛泽东“不顾行军纪律”“一会儿呆在这个军团，一会儿呆在那个军团，目的无非是劝诱军团和师的指挥员和政委接受他的思想”。

1934年11月22日，中央红军到达宁远水市包家后，毛泽东提出：红军主力不要过潇水，不攻道县、江华，应沿潇水东岸经保和圩（今宁远中和镇保和圩）、雷家坪等地，攻占零陵栗山铺（富家桥镇东），向东北攻祁阳，过湘江，在两市镇（今邵东县城）或宝庆（今邵阳一带）与敌决战，然后再返回中央根据地。但是毛泽东这个建议却没有被采纳。

面对博古、李德的拒绝，毛泽东并没有灰心和放弃。11月24日，中央红军进入道县后，毛泽东再次提出自己的主张：红军应沿潇水西岸北上攻板桥铺、镰涛湾、华江铺、双牌、富家桥，再向西攻零陵，过湘江向北取冷水滩，越过湘桂铁路，进军宝庆，诱敌决战，夺取反“围剿”的胜利。然而，恪守教条的博古、李德又一次拒绝了毛泽东的建议，致使红军丧失了在湘南歼敌的绝佳时机。虽然失去了参与谋划军事的权力，虽然提出的建议屡遭拒绝，但是毛泽东一直没有放弃，并积极地同博古、李德的错误路线作斗争。然而，此时此刻湘江战役已不可避免。

军事指挥上：我们不能“钻口袋”

湘江战役是红军长征历史上最惨烈的一仗。当湘江战役结束后，不仅战场上到处是尸骨，而且连整个湘江都被鲜血染红了。看到这样的场景，当地很多老百姓眼睛都哭红了。为了缅怀这些在战役中牺牲的革命先烈，于是在当地就有了3年不喝湘江水，10年不吃湘江鱼的说法。

是什么原因造成了湘江战役的惨败？当长征开始后，中央红军比较顺利地通过国民党军设置的前三道封锁线，但这时蒋介石也已判明中央红军的战略意图。蒋介石非常害怕红军西进与红二、六军团会合，这样会形成更大的红色区域。于是，他调集30万兵力，组成5路大军，沿宁远天堂屋脊岗、潇水、湘江重兵设防，构筑了第四道封锁线，妄图以其精良装备和优势兵力，让中央红军“钻口袋”，对中央红军实施“围歼”。

面对这样严峻的形势，毛泽东当时就提出了不能强行渡江的正确主张，建议从实际出发，在群众基础较好的湘南杀回马枪，然后再返回中央革命根据地。彭德怀也提出掉头北进、插向湘中、威胁长沙的建议。但均遭到博古、李德拒绝。博古、李德十分顽固地坚持，要求中央红军在过了第三道封锁线后继续沿红六军团路线西进，强行渡江。

博古、李德的固执导致中央红军进入了敌人在湘江的包围圈，“左”倾冒险主义军事指挥强渡湘江导致红军付出了惨重的代价。从11月27日晚到12月1日中午，5天5夜的湘江一战，中央红军由8.6万人锐减至3.1万人，平均每天减员近1万人。52天前开始的红军队伍，如今连40%都没有剩下，尤其是干部损失更加严重，整个红军处在一片消沉情绪之中。

湘江惨败直接导致通道转兵、遵义会议的召开。1935年1月，在遵义会议上，毛泽东提到了他在宁远的建议。毛泽东说：“从江西出来，我不掌兵，没有发言权，但也提过与德怀同志类似的建议。我记得红军到达宁远地区后，我就对红军的进军方向提出过建议：红军不要过潇水，应沿潇水东岸线保和圩、雷家坪等地，攻占零陵的栗山铺，再向东北攻祁阳，过湘江，在两市镇或宝庆一带与敌决战，然后再返回中央革命根据地去。但是这一建议也被我们的决策者们束之高阁了。”

遵义会议彻底纠正了博古、李德“左”倾领导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开始确立以毛泽东为代表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正确路线在中共中央的领导地位，在关键时刻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

革命征途上：我们不能“扎楼阁”

毛泽东深知，只有把马列主义同中国具体实践结合起来，才能解决好中国革命的问题。由此：

要解决脑袋不富问题。毛泽东一生酷爱读书，坚持用马克思主义思想武装头脑。他的妻子贺子珍回忆说：在井冈山，主席最爱在口袋装书，便于有空就看，后来后勤部门就给他在衣服上做了两个大口袋用来放书。长征路上，毛泽东只带了一袋书、一把破伞、两条毯子、一件旧外套、一块旧油布，还有他那有多个口袋的旅行包。行军打仗，条件恶劣，毛泽东仍然不忘读书，尤其是对马列原著的研读，从未间断。

当时张闻天的夫人刘英作为中共中央秘书随中央领导同志长征。据刘英讲：那时“毛泽东身体较弱，有时躺在担架上看书。路途上，没有东西吃，肚子饿，但他读马列书却从不间断，所读的有《反杜林论》《两个策略》《‘左派’幼稚病》《国家与革命》等”。有一次，毛泽东实在太饿了，就叫刘英炒点麦粒放在口袋。就这样他一边躺着看书，一边从口袋里抓点麦粒充饥。

毛泽东读了《共产党宣言》后，坚信马克思主义从未动摇。他通过对各类学说、思想、主义的比较后，坚定地说：马克思的学说最管用。原因有三点：一是中国社会需要，二是中国革命需要，三是一旦被中国马克思主义者掌握住了，中国就发生大作用。

要解决手脚不勤问题。中国共产党面对的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落后农业大国，怎样走中国式的布尔什维克之路，这是毛泽东终生研究的一大课题。毛泽东研读马列著作，思考当时中国革命面临的具体问题，逐渐积累起“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实践第一”的理论思想。

长征时，他主张不强渡湘江，是客观分析了国民党军已在湘江重兵设防、中央红军处于弱势的实际情况后得出的结论，若强行渡江就如进入军事死地，后果不堪设想。湘江战役的惨烈正切中了他的判断。正因为毛泽东理论联系实际，坚持从实际出发，在学习中实践，在实践中升华，终将中国革命引向成功的道路。

要解决眼睛不明问题。毛泽东曾说：“我们应当相信群众，我们应当相信党，这是两条根本的原理，如果怀疑这两条原理，那就什么事情都做不成了。”在长征途中，在中国革命漫长的征程中，不论是被党内同志认可还是被误解，也不论党的路线正确还是暂时错误、革命形势是处于高潮还是低潮，作为党员的毛泽东始终从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大局出发，将个人荣辱与党和人民的事业融为一体。

在长征途中，如何争取到张闻天的支持，毛泽东后来说：“我以很大的耐心，隐忍着种种的痛苦去接近他，苦口婆心地开导他、说服他，陈述自己对一些重大问题的观点。”“只要能争取到张闻天，问题就解决了一大半。”事实证明，张闻天、王稼祥对毛泽东的支持，对后来纠正“左”倾军事错误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在中国革命的历史长河中，毛泽东不畏艰险，披荆斩棘，力挽狂澜，取得了红军长征的胜利，攻克了无数个革命道路上的“围追堵截”“雪山草地”“暗礁险滩”，建立了新中国。1962年秋，乐天宇从九嶷山回到北京后，送给了毛泽东一首诗作和一段斑竹。毛泽东看着那缀满点点泪痕的斑竹，心潮起伏，他握笔疾书，一首七言律诗喷涌而出，于是成就了《七律·答友人》的著名诗篇。岁月悠悠，沧桑巨变，八十多年前风云激荡的年代已经过去，如今呈现出一幅“我欲因之梦寥廓，芙蓉国里尽朝晖”的灿烂景象。

参考资料：

“毛泽东《七律·答友人》中的‘友人’到底是谁?”曾松亭 《北京青年报》 2014年1月24日；

“1934年前后毛泽东拟赴苏联治病的原委”王占仁 《光明日报》 2014年2月12日；

《中国共产党宁远历史》第一卷 宁远县党史研究室；

“担架上的‘阴谋’是怎么回事”翟清华、娄思佳、杨茹 《新华社》 2016年8月16日；

“遵义会议的那些历史细节”褚银、章世森、晁华 《解放军报》 2015年1月14日；

“毛泽东和博古在长征路线上的湘南争论”王朝柱 《毛泽东周恩来与长征》中国青年出版社 2013年1月10日；

《长征途中的毛泽东》蒋建农、郑广瑾 红旗出版社 2006年；

《惊天动地的长征》陈贵斌 国防大学出版社出版 2006年；

《历史选择——长征中的红军领袖》张琦 浙江人民出版社 1996年；

“走进毛泽东的读书生活”石仲泉 《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2007年7月9日；

“毛泽东眼中的马克思”倪德刚 《学习时报》 2018年5月2日；

“毛泽东在长征中如何重获军事指挥权”陈力 《人民网-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2016年4月2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