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九一年七月，我被分到宁远县湾井镇。行李箱里塞着衣裳和半旧的《红楼梦》。班车颠了近两个钟头，浑身酸痛。镇政府是个四合院，青砖瓦房，院墙外就是稻田。远处山色黛青，一层层铺到天边；田埂上水牛慢走，有白鹭蹁跹。

报到那天，镇长让我和娟姐同住一间不足十五平方米的瓦房。刚放下行李，就叫我一同下乡。爬上满是泥巴的手扶拖拉机，在柴油机轰鸣和同事们说笑声中，职场生涯就此开篇。那晚，月光从木格窗子照进来，落在泥地上，白得像霜。我忽然想起离家时母亲风中的白发，鼻子一酸，又忍住了。那年我十九岁。

镇里人把我当小妹。村干部既敬重我是科班生，又当我是学生娃，肯带我、教我。我包里总揣着笔记本，记公务，也记哪家田有病虫害、哪家婆媳闹别扭。身兼妇联主任、团委书记，还驻村，竟也不觉得累。常骑自行车过石拱桥，桥下溪水见底；走青石板路，土墙上牵牛花晨开午蔫，像那些匆忙鲜亮的日子。

农技站、畜牧站、文化站门挨门。逢着黄道吉日又赶集的午后，常见民政干事的儿子嘴角沾着蛋黄，我们偶尔也能尝到喜糖花生。文化站斌哥会拉二胡、吹笛子，逢年过节还组织搞文艺汇演。三八节那天，大礼堂坐满女同志，台上给“三八红旗手”“五好家庭”戴红花，掌声震得房梁落灰。我在湾井不足一年，可那段日子，后来常在心里亮着。

桥头村是我的联系村。蒋昌庭是新中国成立初入党的老支书，发小已当将军，他却从不许家人借光。我第一次去他家，是五间土墙瓦房。老伴勤劳温顺，儿子刚由民办教师转公办，儿媳怀着孕，满女小云和我年纪相仿，爱笑，一见如故。家里奖状贴得密，像檐下挂着一串红辣椒，透着热乎劲。

湾井古村连着古村。朵山村出过进士，吉梦熊的书法得过乾隆嘉奖，人称“江南十大才子”之一；村旁象岩，南宋特科状元乐雷发曾著书讲学。东安头村有翰林祠，为纪念明代进士李敷而建，他官至工部郎中、雷州知府，居官清慎。久安背村李姓聚族而居，北宋李世南中进士，族中前后出过六位进士，翰林祠七十二根立柱撑起祠宇，暗合孔子七十二贤。这些旧事，都是在蒋支书烤火盆旁、小云靠着我快睡着的夜里听来的。蒋支书吧嗒一口旱烟：“李敷最厉害的不是当官，是‘清慎’。清，手脚干净；慎，走路怕踩死蚂蚁。吉梦熊是读书人同样犁田，笔杆要硬，泥巴也要沾。忘了泥巴味，字写得再好也是飘的。”

一日，工作到很晚，小云笑着说：“别走你晚上跟我睡吧。”听说我家里姊妹多，她咯咯笑：“我是一个哥哥五个姐姐，咱俩一样。”灯挂梁上，柔柔洒在她脸上、乌黑辫子上。她织着毛衣，针起针落。我靠床头翻《红楼梦》，念晴雯撕扇给她听，她笑：“这丫头性子烈。”又说：“我们村有个媳妇也叫雯雯，可不撕扇子，只撕辣椒。”我笑得书差点掉下来。后来，我便经常住在她家。

那时没手机，黑白电视机经常飘雪花，夜里没事就聚在一起听蒋支书讲湾井老故事：这地方从前叫“湾井市”，是宁远去广东挑盐的必经之路；久安背出过举人；石坡脚的石板路是清朝铺的，每块石头都从后山背上来。不知不觉，月光已从窗子照进来，照在土墙上，照在小云乌黑的辫子上。远处田里的蛙鸣，一声接一声。

秋收一过，镇里忙着种油菜。桥头村田里全是人。稻茬还立着，牛拉犁，人扶犁，翻出的土黑油油冒热气。我去帮忙移栽、施肥、浇水，手上磨出泡，腰酸得像要断，可看一垄垄油菜在秋风里泛绿，心里欢喜：人哄地皮，地哄肚皮，人勤地不懒。

白天忙田里，夜里也不得闲，还有邻里纠纷要调和。那时没有路灯，全靠月亮照路。月亮圆时，田埂上像铺了一层霜，水田里映着个月亮，走一步碎了，再走一步，又圆回来。我和村干部打着手电，其实不大用——月光够亮，能看清稻茬的影子，能看清草丛里惊起的萤火虫。蒋支书一路教我：“做工作，就是将心比心，磨嘴皮子，磨穿了，人心就亮了。”

那时村干部没工资，一年报酬按全村人平六斤稻谷摊派，再按任务分配。为完成任务，他们常先国家、后集体、再个人，收不上来的，就用自己的报酬贴。最后领到一堆杂谷，碾出的米碎得厉害，可没人抱怨。蒋支书捧着碎米笑：“这叫百家粮，吃了百家粮，才办得了百家事。”

农历腊月，镇上党员冬训一星期。大礼堂挤满人，烟味、汗味混着土腥味。学《党章》，听法治课，也听违纪案例，表彰先进，宣布新一届村干部名单。镇长挽着袖子：“冬种、冬修、冬造，一项都不能落下！”还要参观各村三冬生产，评先进。光荣榜红纸亮眼，最鼓动人。晚上，“唐喇叭”在晒谷场放电影，像过年一样，热闹得很。冬训一散，桥头村忙冬修：清淤、护渠；忙冬管：油菜蔬菜清沟、追肥、防冻，烤烟田起垄；忙植树造林。蒋支书在油菜田蹲下拨开一株看根：“冬天不能闲，开春才有力气长。”我担心冻坏苗，他笑：“苗跟人一样，经得起冻，才长得壮。”

真正刻进我骨头里的，是那年冬天蒋支书雪夜追猪。

雪下了三天，我住在蒋支书家。睡前烧了盆热水，一家人泡脚，十五瓦的灯柔柔亮着。忽然，他侧耳，隐约听见村道传来手扶拖拉机声。他脸色一变：“这么晚，莫非是拖猪的？”鞋也来不及穿，赤脚往外跑，边跑边叫老伴拿税票、拿笔。我赶紧穿鞋追出去，远远看见他踩着雪，从屋门口跑到村马路边，硬把一辆装满猪的拖拉机拦下。司机一脸懊丧，掏出钱说：“给你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不开票了。晚上没人看见，少算几头，很多地方都这样搞。”蒋支书眼一瞪：“你把我当什么人啦？依法纳税，票款一致，不能乱来。”硬是等我们赶到，收款开票后才放行。第二天，他脚上生冻疮，红肿得厉害，走路一拐一拐。我说：“就一百多块钱，又是公家的，何苦？”他低头看脚笑：“应交国家的钱一分不能少，既然让我管这事，就要按规矩办。”

此后我走过很多村庄，见过很多干部，可蒋支书那双冻红的脚总在眼前。它让我明白：担当不是漂亮话，而是该拦的时候，哪怕赤脚踩雪，也敢把脚往车头前一横。

一九九二年六月，我离开湾井。早稻正在抽穗灌浆，田里一片青黄。后来路过多次，都没在村里住过。小云嫁去外乡，蒋支书的儿子调进县城教书，那五间土墙瓦房一直空着。村里年轻人大多往外走，田埂上人影越来越稀。

蒋昌庭老支书去世那年，我正在江永乡下调研，接到消息连夜往桥头赶，送了他最后一程。灵堂前站满从各地赶回来的人。蒋支书的儿子——那时已是县城里受人敬重的校领导——红着眼圈低声说：“我爸这辈子就认一个理，交公家的钱，一分一厘不能少，不能贪；当干部的，腰杆要硬，脚板要正。我母亲支持他，受了太多委屈，流了太多泪，都往肚里吞。他为村里付出了一辈子，不图名不图利，培养了大批人才，从村里走出去拿国家工资的就有一百五十多人。”

望着那双曾赤脚踩雪的脚，安安静静卧在寿鞋里，我忽然想起那年冬夜，他站在拖拉机前喘气的模样。

后来工作几经调动，从江永到了永州。月圆的夜里，我常想起湾井镇的月光——想起那盆冒热气的水，想起小云爱笑的圆脸，想起蒋支书冻红的脚。它们像沉在河底的卵石，平时看不见，水流一缓便清清楚楚显出来。

那些村庄的名字——朵山、东安头、桥头、黄花源、久安背、田心、周家坝、和城、坳背、塘角湾、高脚坪、石坡脚、湾井——在夜色里一个个亮起来，像月亮周边的一颗颗星星，照亮了我十九岁的青春，也照亮了一个时代的背影。

有时路过，远远看山。山还是黛青的，一层层铺向天边，山脚下村庄在晨雾里若隐若现，炊烟袅袅升起。我想，那大概是桥头村吧，或者，是我梦里回去过千百遍的湾井镇。

车开了。后视镜里，村道往山的方向延伸，村庄的影子一个接一个淡下去，最后融进黛青山色。和许多年前，一模一样。

那些年，那些人，那些辗转的山路，如今都沉进岁月深处。可我知道，它们没有消失。它们只是变成了我身体里的一盏灯，在我迷茫时、疲惫时、犹疑时，便亮起来。那灯，就是湾井镇的月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