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今年是党的二十大召开之年，也是何宝珍烈士诞辰120周年。为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把红色资源利用好、把红色传统发扬好、把红色基因传承好”的重要指示精神，深入挖掘何宝珍烈士英雄事迹和总结提炼何宝珍烈士坚贞政治品格，特面向社会开展“纪念宝珍烈士 传承红色基因”征文活动。现将获奖佳作予以刊发，以此激励广大党员干部赓续红色血脉、建功新时代。

摘要：1929年6月4日，中共中央任命刘少奇为中共满洲省委书记。同年7月14日，刘少奇与夫人何宝珍一起抵达沈阳。1930年3月，刘少奇被调离满洲省委，以往史学界沿用何宝珍于此时跟随刘少奇一同离开东北回到上海的说法，但事实并非如此。本文通过深入挖掘梳理历史文献、相关人物回忆录等一手资料，对何宝珍离开东北时间进行详细考证，从微观视角研究何宝珍烈士的革命历程特别是在东北期间的革命贡献及其革命精神。

关键词：何宝珍；东北；离开时间；考证

1929年6月4日，中共中央任命刘少奇为中共满洲省委书记。同年7月14日，刘少奇与夫人何宝珍一起抵达沈阳。1930年3月，刘少奇被调离满洲省委，以往史学界沿用何宝珍于此时跟随刘少奇一同离开东北回到上海的说法，但事实并非如此。那么何宝珍究竟是什么时间离开东北，又为什么没有与刘少奇一起走呢？

通过三份史料，我们找到了答案。

史料一，在《东北地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5中收录的一份1930年5月23日省委给中央的报告中曾提到何宝珍。1930年4月19日，中共满洲省委遭到大破坏，同年5月23日省委向中央报告了这次破坏的原因、经过及其教训，其中肯定了何宝珍等妇女同志在满洲省委遭到大破坏后所表现出的镇定和勇敢及其为恢复省委工作发挥的重要作用。由此可以确定何宝珍并没有在1930年3月与刘少奇一同离开东北。

史料二，据满洲省委重要成员唐宏经回忆：1930年3月，刘少奇奉命匆忙返回上海，何宝珍当时即将临产，因此未能随行，继续留在哈尔滨工作。这就揭示了何宝珍没走的原因。

史料三，据省委组织部长丁君羊的爱人于培贞回忆：1930年5月，生产不久的何宝珍未等孩子满月，便启程返回上海。途经沈阳时，由于培贞和徐克峻负责和她接头，并交给她路费和关系。当时于培贞也正怀有身孕，所以她关于何宝珍的这段回忆应该比较可靠。

综合以上几点，不仅可以确定何宝珍离开东北的时间应该是1930年5月，而且确定了刘少奇和何宝珍之子刘允若的出生地是哈尔滨，而非以往认为的上海。

与刘少奇结为革命伉俪

何宝珍1902年4月出生于湖南省道县一个贫苦家庭。五四运动爆发后，正在衡阳湖南省立第三女子师范学校读书的何宝珍积极参加学生运动，成为湘南学生运动、妇女运动的组织者之一。1922年，何宝珍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同年9月因领导学潮被校方开除。正是由于这次开除，何宝珍被党组织分配到安源工作，才有机会在毛泽东和杨开慧的介绍下，结识了同在安源领导路矿工人罢工斗争的刘少奇。

1922年秋，陈独秀派在上海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工作的刘少奇回家乡湖南担任中共湘区执行委员会委员，此时担任中共湘区执行委员会书记的正是毛泽东。当时，对于刘少奇包办婚姻的不幸和他对封建礼教的叛逆，毛泽东的夫人杨开慧十分同情和支持。这年10月，安源罢工胜利后，刘少奇到长沙就罢工形势和路矿工会活动等问题与毛泽东交换意见。就在这次，杨开慧把何宝珍介绍给刘少奇，两个志同道合的年轻人彼此很快有了好感。1923年4月，刘少奇和何宝珍在安源工人俱乐部的一间小会议室里举行了婚礼。从此，何宝珍随刘少奇为革命四海为家，辗转于上海、广州、武汉、天津等地，积极参加当地党和工会及妇女群众的工作。

协助刘少奇开展满洲省委工作

1929年6月4日，党中央第三十九次政治局会议作出了“派少奇去满洲做书记”的决定。7月14日，何宝珍随同刘少奇一起从上海抵达沈阳。刘少奇因身患痢疾，3天后才与满洲省委接上关系，不久即以海军司令部某副官的身份为掩护，定居在当时的工业区78号（即东北讲武堂高等军学研究班学员宿舍），开始领导满洲省委的革命斗争。

何宝珍在满洲省委期间，一方面要照顾刘少奇的生活起居，一方面还要协助刘少奇开展工作。当时，刘少奇经常要到省委秘书处看文件、布置工作，为了避免常来秘书处惹人怀疑，有时他也约定时间、地点在外面碰头。由于他自己不便于在公共场合经常露面，所以很多时候都是何宝珍去帮他与各机关联络，同时收取往来信件等。

1929年8月22日，为了发动奉天纺纱厂工人的罢工斗争，刘少奇不顾自身安危，亲自到纱厂调查了解罢工的准备情况，结果由于厂党支部书记常宝玉的出卖，与孟坚一起被厂警逮捕。刘少奇被捕当天晚上，省委秘书处的李文玉（廖如愿的爱人，当时住在省委机关）就从外面跑回机关，向秘书长廖如愿报告说：“刘、孟在纱厂门前被捕”，并说是站在路口亲眼看到的。何宝珍听到这个消息后，心急如焚。省委很快派人了解了刘少奇等人被捕后的下落和情况，开始积极设法营救。

刘少奇等人开始被押在商埠地三分局，省委秘书长廖如愿派秘书处的张干民持青年会干事李涤尘（当时为沈阳职员支部成员）的亲笔信去见了该分局的司法主任。信中的大意是说，我有个朋友外出路过纱厂门口被该厂误捕，如关押在你处，请予照顾。该司法主任表示，事情不大，问明白即放回去。知道这个情况后，何宝珍稍微松了口气，马上准备了干净的换洗衣服，托张干民通过这条关系交到了刘少奇手上。据曾任省委交通员的关碧云回忆，何宝珍还曾到团省委机关找到她，借了衣服、鞋和假发等物品，以刘少奇姐姐的名义去狱中探视。1929年9月中旬，在省委的多方营救下，敌人终因证据不足，将刘少奇和孟坚释放。

刘少奇夫妇抵达沈阳时，正值中东路事件爆发。为了加强对中东路工人斗争的领导，刘少奇曾两次到哈尔滨亲自指导工作，何宝珍都陪同前往，并为争取中东路工人斗争的胜利积极奔走联络。何宝珍陪同并协助刘少奇在满洲省委开展革命工作，这一时期东北地区的革命运动取得了空前的发展。

只身留在东北坚持革命工作

1930年3月，在中共中央的“左”倾路线下，刘少奇受到错误批评，奉命调离满洲省委。他不顾有孕在身并且即将生产的妻子何宝珍，把党的事业放在第一位，于1930年3月末，只身返回了上海，留下何宝珍独自在哈尔滨，一面待产，一面继续坚持工作。

1930年4月初，以李子芬为书记的新一届中共满洲省委成立。同年4月18日，由于受“立三路线”的影响，满洲党、团省委在团省委秘密机关陶振帮家召开联席会议，讨论在东北组织五一劳动节全国总示威运动。4月19日，因反帝大同盟党团书记杜兰亭、陈尚哲被捕叛变，会议地点被敌人发现，参加会议的中共满洲省委书记李子芬、团中央巡视员邱旭明、团省委书记饶漱石等人被捕，随即哈尔滨、抚顺等地党、团组织相继遭到破坏。这是满洲省委成立以来遭受的最为严重的一次破坏。

这次省委大破坏，对于身体正处在特殊时期的何宝珍来说又是一次巨大的考验。从省委报告中对于何宝珍等妇女同志的充分肯定可以知道，她不仅经受住了考验，而且出色地完成了党交给的工作。直到5月，何宝珍生产后不足一月，才启程返回上海，与刘少奇会合。

上海被捕将孩子托付他人

这个出生在哈尔滨的孩子就是刘少奇和何宝珍的小儿子刘允若，小名“毛毛”。刘少奇与何宝珍共育有两子一女。由于革命工作的需要，大儿子刘允斌和女儿刘爱琴都交由他人抚养，唯有小儿子刘允若留在身边。1932年刘少奇被派往中央苏区工作，何宝珍独自带着允若留在上海，担任全国互济总会的负责人兼营救部部长，负责同赤色国际互济总会联系，争取国际援助。为了便于工作，何宝珍改名叫王芬芳，以教师身份为掩护，想法设法营救狱中被捕同志。

1933年3月，在营救廖承志的过程中，何宝珍的活动引起了反动当局的注意。3月底的一天，一群便衣特务将何宝珍的住所严密包围。危急时刻，为了保住孩子，何宝珍把小允若塞到邻居大嫂怀中，请她帮忙照顾几天，随即回到房间开始销毁重要文件，做好应敌的准备。

何宝珍被捕后机智地与敌人周旋，始终没有暴露自己的真实身份，被判处有期徒刑15年。在狱中，她仍然坚持工作，以坚毅、勇敢和乐观的精神鼓舞着狱中同志的斗志。但每当独处的时候，她都忍不住思念监狱外的亲人，特别是担心小允若的安危，唯有默默祈愿年幼的孩子能够坚强地活下去。

1934年深秋，由于叛徒出卖了何宝珍的真实身份，年仅32岁的何宝珍在南京雨花台英勇就义。小允若尽管饱受磨难，但是如母亲所愿，他在艰难的环境中挣扎着生存了下来，16岁时终于与父亲刘少奇团聚。

（作者张璐，系沈阳文物古迹保护研究中心〔中共满洲省委旧址纪念馆〕办公室主任 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