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4年12月15日，在贵州召开的遵义会议上，毛泽东说：“从江西出来，我不掌兵，没有发言权，但也提过与德怀同志类似的建议。我记得红军到达宁远地区后，我就对红军的进军方向提出过建议：红军不要过潇水，应沿潇水东岸经保和圩、雷家坪等地，攻占零陵的栗山铺，再向东北攻祁阳，过湘江，在两市镇或宝庆一带与敌决战，然后再返回中央革命根据地去。但是这一建议也被我们的决策者们束之高阁了。”

据党史资料记载，1934年10月10日，中央红军离开江西瑞金开始长征，毛泽东是随中央红军一道长征的。由于，王明“左”倾教条主义在中央的统治，长征前毛泽东被撤销了中共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和红一方面军临时总前委书记职务，被剥夺了党的领导权，后又被撤销了军事领导职务，此时毛泽东已完全被排斥在党和红军的领导岗位之外。长征时，他与张闻天、王稼祥一起被编入中革军委第一纵队，随军委纵队行军宿营。当时毛泽东患疟疾刚刚治愈，身体尚未恢复；王稼祥在第四次反“围剿”中负重伤后，一直未愈，只能靠担架行军；张闻天身体尚好，一般是骑马行军，工作繁重时偶尔也坐担架。毛泽东随身携带了极其简单的行李，包括一袋书籍，一把雨伞，两条毛毯，一件旧外套和一块油布。1934年11月21日至24日，中央红军长征途径宁远，毛泽东在宁远停留了4天。

1934年11月21日，湘南已进入深秋时节，中央红军从蓝山蓝屏圩进入宁远县湾井镇韶水村、下灌村一带。按照最高“三人团”的决定，中央红军准备转移到湖南西部同红二、红六军团会合。毛泽东觉得最高“三人团”的部署是不妥的，他对张闻天和王稼祥说：再走红六军团的老路从桂北渡湘江，极可能会钻进蒋介石和湘军、桂军事先布置好了的合围圈，我们必须出其不意才能避免自投罗网。

1934年11月22日，毛泽东随军委纵队经湾井镇下灌村、水市镇塘下洞村、大界村、过水岩村、洪洞铺村、西边洞村、梅村、水市圩、新坝村到达水市镇包家村。一路上，毛泽东思索着中央红军当前所面临的问题，一向善于利用有利地形布下口袋阵等着蒋介石的部队去钻的他，却眼睁睁地看着主力红军即将被引向蒋介石重兵把守的口袋（第四道封锁线），血染湘江，心里很不是滋味。

在水市镇包家村休整驻地，毛泽东十分关心中央红军的前途命运。心里思考着中央红军如何避免过湘江钻蒋介石布置好的口袋问题。他感到目前时局十分严峻，湘江边国民党追剿军何键的5路大军有16个师77个团专事追剿，广西李宗仁、白崇禧的兵力有5个师扼要堵截，而且装备上超过我们，他们可以凭据湘江之险，以逸待劳，我们不能像以往那样过多指望在蒋介石与军阀的矛盾上作文章，何键和白崇禧都是铁了心的反共先锋，跟他们遇上了只有靠硬打。毛泽东心中明白，在突破第三道封锁线之后，中央红军的行军意图已暴露得十分明显，蒋介石不会看不出来，此时蒋介石是绝不会让中央红军顺利地渡过湘江的，中央红军往前每走一步都将面临更大的危险。

1934年11月23日晚，在水市镇包家村，最高“三人团”已经排除了彭德怀的正确建议，随即中革军委作出决定：坚决打击尾追之敌，迅速开辟西进道路，为进行湘江战役做好准备。西进道路就是向西越过湘桂边界，进入广西抢渡湘江。据此制定的作战计划，要求后卫部队在宁远天堂圩至潇水东岸地域，打击紧追而来的敌周浑元部第九十六师、李云杰部第二十三师，确保全军在11月25日拂晓前全部渡过潇水，然后迅速脱离追敌；前锋攻占蒋家岭、永安关，同时袭取江华，为大部队入关开辟道路，中央红军全部渡过潇水后，后卫部队红五军团和红一军团第一师的第一、第三两个团及红三军团第四师炸毁浮桥，在西岸顽强抗击东路。

毛泽东对张闻天和王稼祥讲：“为了不让千万红军战士的鲜血染红湘江的水，我们主动出击，和他们（最高‘三人团’）作坚决斗争！”

在周恩来住处，毛泽东再次向“三人团”提出：红军不过潇水，不攻道县、江华，沿潇水东岸经保和圩、雷家坪等地北上，攻占零陵的栗山铺，再向东北攻祁阳，过湘江，在两市镇或宝庆一带与敌决战，然后返回中央根据地。毛泽东的想法是，湘南地区党和群众的基础比较好，有利于红军的机动作战，打破敌人“追剿”计划，扭转战局，变被动为主动。

毛泽东这一建议的目的就是为了主动打乱敌人在湘江东岸即将布好的口袋，再视情确定红军转移的路线。即使再强渡湘江西行，也不是在敌人的布袋阵中盲目冲杀。博古，尤其是李德听后，本能地认为这又是毛泽东的“游击主义”在此时此地的翻版。因此，他们根本不考虑这一建议的合理性，就想当然地给否决了。

毛泽东一下就被激怒了，他指着桌面上的地图严肃地指出：红军进驻道县就意味着走进了前有湘江、后有潇水的绝地中。如果说当年项羽在破釜沉舟，作背水一战，是为了断掉退路，激励士兵杀敌向前的话，而今红军则是置于两水之间，前有白崇禧指挥的桂系部队扼守湘江，后有薛岳、周浑元等中央军断掉红军复涉潇水向东的退路，再加之北有何键的湘军，南有陈济棠的粤军，其后果真是不堪设想。

最后，毛泽东近似哽咽地说道：“看在数万红军生命的份上，我请你们再复议一下你们制定的作战计划！”

在博古看来，李德的军事决策是不容怀疑的，对毛泽东这样的反对者，只有做最坚决的斗争。但是，他一看周恩来的表情，遂又以领导者的口气说道：

“你说完了吧？我们一定会按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办事的！”

毛泽东一听博古下了逐客令，他愕然一怔，遂想到了这样一句话：“真是不碰南墙不回头啊！”他二话没说，转身大步走了出去。

1934年11月24日，中革军委纵队从水市镇包家村出发，经天鹅抱蛋村、桂里园村，过四马桥镇向道县进发，毛泽东拖着患有疟疾的身体，与张闻天、王稼祥一道跟随大队人马行军。由于最高“三人团”没有采纳毛泽东的意见，他心里很不是滋味，在警卫员的动员和强迫下才躺在担架上，让民夫们轮班抬着走。走过了一段路后，警卫员吴吉清因害疟疾，发烧打摆子，毛泽东知道后要两个抬担架的民夫放下担架，让吴吉清坐上，吴吉清不肯，经毛泽东再三劝说后，吴吉清才坐上了担架，就这样毛泽东带病行军，用自己的两条腿走到了道县城。

毛泽东随中央红军长征途径宁远，虽然只有短短的4天，但他顾不上自己的病痛和劳累，始终关心红军的前途命运，耐心细致讲道理，苦口婆心做工作，争取到了张闻天、王稼祥的支持，同博古、李德的“左”倾错误思想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对中央红军行进方向提出了正确主张，在广大红军指战员中产生了极其重要的影响，为遵义会议的召开奠定了坚实基础。

1975年7月，82岁高龄的毛泽东在中南海与芦荻（北京大学教师、湖南籍）谈到自己的一首诗时说：“人对自己的童年、自己的故乡、过去的朋侣，感情总是很深的，很难忘记的，到老年更容易回忆、怀念这些”。毛泽东当时谈到的那首诗，题为《七律·答友人》，写的正是湖南：九嶷山上白云飞……无论是腥风血雨的峥嵘岁月，还是春风杨柳的和平年代，毛泽东非常眷顾他的家乡湖南。时光已过去89年，作为毛泽东家乡的湖南宁远儿女时刻不忘毛泽东的诚挚感情，在新时代的伟大长征中，继续披荆斩棘，砥砺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