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就读的饶塘小学是一座庵子改建的，说改建，也只是在那座庵子的一间大屋子里从中间砌了一道墙，这样就可以安置两个班的学生了。当然，对于我们饶塘大队，那时候还不叫村，叫大队，这么一个地处湘南丘陵地区的乡村来说，居住人口还算密集，各个生产队都彼此相邻，最远的三四个生产队也彼此相隔不到两公里。这样的一个乡村，这样的一所乡村小学，当然不可能只有两个班，因此，学校就在庵子两边又分别建了一栋土砖房子，安置了另外三个班的学生。

　　上课的时候，我总是抬起眼睛偷偷地看庵子里的横梁廊柱和墙壁上那些花花绿绿的画。廊柱上画的都是些穿着古装拿着各种冷兵器的人，其中有个胖墩墩的男人扛着一把大砍刀，满脸络腮胡子，满脸都是凶相。我后来才想到，庵子墙壁上画的那些人物，都是《水浒传》中的英雄好汉。但横梁上的画没那么凶恶，因为画的不是人，都是一些花和鸟，还有云朵。以红绿蓝三种颜色为主，好像是昨天刚刚画上去的，显得非常鲜艳。

　　张老师是我们饶塘小学的校长，我上小学的时候，他应该是四十开外的年龄，很瘦，中等个子，夏天都要将衬衫最上端的一粒扣子扣得严严实实，长袖子虽然扎了两道，但也扎得很整齐，看上去就像一棵盆景，规范得没有一片多余的枝叶。

　　我是七岁多才上的小学。但上学不到一个星期，我就领教了张老师的威严。

　　那天早晨上学，我走在通往学校的一片田侗里。由于下雨的时候田侗里那条路会被踩成一片泥浆，附近九生产队和十生产队就在路上铺了一层细碎的石砂。可是，走到这个路段的时候，我却一边走一边将路上的石砂往两边的稻田里踢，就这样一路走一路踢，却不知道已经踢出了一场大祸。

　　刚走到教室门口，张老师就把我拉住了，他说，你给我站好！我看了一眼张老师，他的脸上就像庵子里的廊柱上那个扛着大砍刀的络腮胡子一样凶恶。我不明白他为什么要我站好，不知道他为什么要对我这么凶，我就懵懵懂懂地在教室门口好好地站住了，像个很听指挥的哨兵。然后，他低声问我：你为什么要把路上的石砂踢到田里？他的声音虽然不大，却像刀子一样尖利，让我顿然害怕起来，也马上明白我做错事了，要被张老师罚站了。我没想到，我在离学校的直线距离起码还有500米的田侗里踢石砂，张老师居然也能发现，难道他每天早上都是这么看着学生们一个个走向学校的吗？

　　张老师的家在滩头大队，离学校并不远，跟我们饶塘大队紧隔壁，更准确地说，我们生产队的田土跟张老师那个大队的田土紧挨着，中间就隔着田埂。可是，不到放假时间，张老师几乎从不回家，一个人守着那个庵子，守着那所学校。

　　初春的晚上，我和弟弟打着灯笼出来照泥鳅，走到通往学校那个田侗里，就经常看见不远不近的庵子里闪动着一盏微弱的灯光，像一只趴在南瓜花上的萤火虫，时隐时现。那时候还没有点灯，更没有电视，而张老师连一个收音机都没有，那么漫长的夜晚，那个让我罚站的张老师又在干什么呢?其实，学校下午4点多钟放学后学生就跑光了，其他老师也全部回家了，张老师怎么就不愿回家呢?这让我觉得很奇怪，甚至想到张老师很可能是个大懒鬼，不想在放学后回去帮家里干农活。要么，张老师还是个单身公，没老婆管他。

　　直到一个星期天，我和弟弟在田侗中的小涧子里捉鱼，突然看到张老师和一个瘦小的女人每人挑着一担红薯藤从我们身边走过，一直走向滩头大队的方向，我才想到，那个女人应该就是张老师的老婆，也就是说，张老师是有家的。然后，我就想到了学校厕所旁边那块红薯地，藤蔓和叶子都长得嫩绿嫩绿的那片红薯地，还有挨着红薯地种植的那些萝卜、白菜、甜菜一类的蔬菜。那片小小的绿地，应该就是张老师在我们这所小学教书教到退休的三十多年时光唯一的“外快收入”，这让我现在想起来心里还有一种说不出来的滋味。

　　虽然离开老家已经三十多年了，但前些年回去，听说张老师还在我们那所学校教书，还是校长，还自己在学校的空地上种红薯和蔬菜。只是后来村里的年轻人一个个出去了，他们把孩子也一并带走了，学校也就一天天萧条了，最终办不下去就停办了，跟附近另一所小学合并了。这时候，张老师也到了退休年龄，他守候了三十多年的饶塘小学从此也就成了一座空洞洞的危房，那个庵子里那些花花绿绿的壁画，也被风雨一点点湮没了。张老师的那块红薯地，也长满了茅草，夏天的时候，茅草开着雪白的长花，绵软而又坚韧地将它们绵长素白的花朵直指着苍天白云，很是壮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