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曾经多次走访女书流传地江永的上江圩镇，这里的村庄青砖灰瓦，青石小道，淙淙小河，是坐落在大山腹地的江南水乡。祠堂、戏台、井坊、古色古香；青石板、青灰砖、屏风、石雕、谷场、古树、大门、雕花、门环……展示的无一不是农耕人家祖祖辈辈相传的传统、习俗、信念与期望。

　　江永和中国的乡土社会一样,无论怎样查阅以往江永的历史记录,无论查阅的是县志还是家谱能够找到当地的男丁多少人， 粮食亩产多少石/公斤， 耕地多少亩/公顷，甚至耕牛多少头，亩产其他农作物多少担，对于形成农耕经济的另一半：女织，少见史料的文字记录。

　　然而,在江永女书流传地,又与中国乡土社会有点不那么一样 ,老年妇女几乎人人皆脱口而出的有一首当地歌谣《女子成长歌》：

　　一岁女，手上珠； 二岁女，裙脚拥；三岁学行亦学走，四岁提筐入菜园；

　　五岁跟婆摘茶叶；六岁和姥养蚕蛹；七岁拿篮绩细锭；八岁上车纺细纱；

　　九岁裁衣又学剪；十岁拿针不问人；十一织罗又织锦；十二抛梭胜过人；……

　　《女子成长歌》生动展示了当地女子的风貌。作为男耕女织农耕经济中的一半，织女，是怎样生活怎样成长的，词句生动、简洁，是传统中国劳动妇女生活的生动写照。更是我们今天了解男耕女织农耕经济的极好叙事文本。将妇女嵌入历史,弥补中国历史记录中的妇女缺席,江永女书更是难得的唯一的珍贵的文本。对江永女书的研究，离不开当地农耕人文背景，女书的写作者与传诵者，都是当地的农家女。解读江永女书,了解女书在男耕女织经济中的重要地位，尤其是“女织”的重要性，是一个不可忽视的方面。

　　如何解读传统农耕文明下传统中国的妇女经验与妇女史？ 究竟以一种怎样的分析框架能够使我们更加接近对农耕文明背景下的中国妇女经验的表述？

　　我认为：其一，应当分析当地的人文地理环境和社会结构，在江永这样“山高皇帝远”的中国南方山区，不仅仅有着中国农村父权制社会家国同构、男外女内、公私不分的共性特征，由于这里远离皇权，传统中国儒教为主的意识形态发育较弱，家庭担负众多社会功能；给妇女参与公共事务管理留下弹性空间。其二，传统性别制度的影响相对较弱，历史上的江永是一个汉族与瑶族杂居地，既有男尊女卑的礼教影响，也有瑶族的母系遗风。其三，从江永女书文本分析，其中既有妇女诉苦的内容，也有劳动妇女的欢乐；既有封建伦理，贤妻良母，长幼名分，勤俭持家，邻里互助的道德说教；也充满着女优男弱的民间文学色彩，大团圆的结局和乐观的团结互助精神。其四，女孩子从小学习女书，是当地男耕女织的经济生活重要内容。据《江永县志》的数据统计，一直到1949年，江永境内的信用社货币总共不足现在人民币的8000元。自给自足是当地农村主要的生活方式。在江永，我们走村串户访谈中，女书传人几乎都提到，家人不仅仅是女性，也包括父老兄弟对自己童年学习女书的支持。因为,女书是当地妇女编织刺绣的图案符号,女孩子从小学女书,掌握的纺织刺绣的图案要多一些； 另外,女孩子结交的姐妹多,在以后的纺纱织布劳动中有姐妹相伴不寂寞,可以互相交流技艺, 共同促进情谊； 再次,会女书在当地被看成是女子的才艺和智慧。“正好成行共针做,才给乌天盖满云。”由此可见，在自给自足基本没有商品交换的经济生活中，女织的含义，涵盖一家人春夏秋冬从头到脚的穿戴铺盖，也包括全家老小的温暖、美观、体面和尊严。对于一个家庭而言，丰衣与足食，男耕与女织，一样至关重要。我们不能轻易将今天的生活经验取代农耕文明背景下的传统中国妇女经验。

　　正如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所言，文艺起源于在劳动基础上的各种人类早期精神活动的合力。它们主要是原始思维及其特征、认知需求的满足和审美意识的萌芽。江永女书的产生同样是基于这样的起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