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紫英“新时代兵生活作品系列”散文一套共5部，940余千字，仅从作品的厚度和字数来说，就是一套十分厚重的书；而在阅读的过程中，更让人感觉其内容的厚重。这是因为作者借用了史家笔法来写文学散文，虽然所写的是“新时代兵生活”，但却给作品平添了一重历史厚重感。

一、究当代“兵事”之细节

所谓“史家笔法”，最简单的理解就是“秉笔直书”，亦即《榖梁传》作者一再强调的：“《春秋》之义,信以传信,疑以传疑。”其要点也就是实录其事，有什么写什么。这是史家笔法第一层次或曰最基本的要求；但实录其事不是记流水账，也不是鸡零狗碎什么都“录”，还必须有选择，有提炼，有褒贬，并能蕴含历史规律。因此，史家笔法还有更高层次的要求，这就是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所说的：“亦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正是因为秉承了这样的笔法，司马迁的《史记》才成为千古“史书”的典范，司马迁本人才成为千古“良史”的楷模。

当然，冯紫英不是写历史，而是创作文学散文，似乎与史家笔法不相干。但散文强调“写实”，不像小说可以随意“虚构”；而像《史记》这样的史书，也不缺乏文学感染力。这就说明，写文学散文与写历史其实也是相通的，不同之处的要点在于：一是对过去之“事”的“写实”；一是对今天之“事”的“写实”。

冯紫英的散文，无疑是对今天之“事”的“写实”。这正如他自己所说的：“在写作《兵生活》时，我注意每篇文章均从战士最关注、最敏感、最具有普遍性、最表现兵味的角度出发，写兵情，记兵事。”（《写作<兵生活>的几点体会》）显而易见，“新时代兵生活”，就是作者倾注全力所要“实录其事”的，从中不难见出史家“秉笔直书”的笔法。

作者写“新时代兵生活”，无疑属于军事题材，但又不同于一般军事题材的作品。如何写军事题材的作品，《三国演义》给作家提供了一个创作典范，也给读者竖起了一个欣赏范例，那就是战前的运筹帷幄，战场上的斗智斗勇。而冯紫英的作品没有战争硝烟，因而也没有战场上的斗智斗勇；作品中所写的，无非是新兵、列兵、老兵之类，五部作品包括《兵生活》《兵日志》《兵本事》《女兵事》《带兵记》，作品中所描述的全都是“兵”，几乎见不到“将军”的身影，更谈不上“运筹帷幄”。因此，相对于“军事题材”而言，冯紫英作品的题材范围似乎更窄一点，仅限于“兵事题材”；也正因为全力写“兵事”，才更凸显出冯紫英散文的特色和价值。

“新时代”是和平年代，和平年代的生活平稳、平常、平凡，没有太多起伏跌宕的精彩故事供作者描写，即便是“兵生活”也同样如此。但优秀的作家必须从平凡中写出精彩，其作品才会有艺术魅力。冯紫英所选定的似乎就是这种平凡生活，他笃信鲁迅的观点：“其实，战士的日常生活，是并不全部可歌可泣的，然而又无不和可歌可泣相关联，这才是实际上的战士”。无疑，作者所要全面展现的就是“战士的日常生活”。在《兵生活·代序》中，作者明确地表明了自己的创作追求：“《兵生活》所记叙的，正是‘兵’在军旅生活中，所经历的苦乐年华，所品尝的酸甜苦辣；述说着军旅生活中的一点常识、一个方法、一段感悟，甚或是片断的箴言警句、记忆景象，篇篇文章，均凸显出十足的兵味，迸发出青春的激情。”正因为要突出“兵味”，所以新兵入伍时的《叠军被》就成了作者重点描写的对象：“班长重又讲解示范了一遍，他先把被子扯开、抻平，一番拳打掌砍的基本功之后，然后用手量，再对折，这样初步成形了。这还不算，长五十厘米，宽四十厘米，高三十厘米，要有棱有角，要把棉花往里抠，罩布往外拉，像豆腐块一样三个面九条线。这样足足整了半小时，被子才叠好。”极为简单的事情，却有如此繁复的工序，可见要真正做好一件事是多不容易，而要做到极致就更是难上加难；如果不是作者亲身经历、亲手做过的，绝不会有如此精细的描绘。

叠被子或许还是军旅生活的大事，因为“在部队有句俗语：出门看队列，进门看内务。看的就是床上那块叠得方方正正的绿中泛白的军被”。涉及到“内务”的整齐美观问题，自然不是小事，因而不能等闲视之。但一个小小的“针线包”，绝对是小之又小的事情，作者也描述得很仔细：“小小的针线包，它是那么朴素，一身橄榄绿，没有任何装饰，在那平面长不到十二厘米、宽不到八厘米的布袋里，装着一卷线和两根针，我拿在手里，翻来转去的，像见着一个初识的朋友。”“小小的针线包”，其本身的确是平淡无奇的，但一旦使用起来，就能展现出它的美来：“有时，夜半恍然醒来，看到班长就着微弱的亮光，一针一线地缝补着自己训练时磨烂的军衣，完毕，用嘴将线咬断，小心翼翼地打个结，那美好而诗意的场景，如此地似曾相识。”之所以“似曾相识”，是因为这样的场景很容易使人想起“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临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的千古母爱，这不仅是千古文人所不断吟诵的，也是普通百姓所决难忘怀的。

善于抓小事、写细节，是冯紫英散文创作的拿手好戏，因而到了《带兵记》中，他便干脆全写细节——并将该书的特点用副标题明确标出：《带好00后兵的100个细节》。正是凭借这一个个细节，作者不仅为部队积累了全面而丰富的带兵经验，也为部队读者提供了阅读经验——因为此类读者或多或少地可以从中见到自己的影子并进而提高阅读兴趣；还可以为没有军旅生活经历的读者提供一个阅读窗口，借此了解军旅生活的细枝末节，从而建立起自己对军旅生活的立体性认识。因此，究当代“兵事”之细节，从细节中展现军旅生活的精彩，这就是冯紫英散文创作的本色所在，也是他取得成功的基础。

二、通古今“兵事”之规律

冯紫英虽然专注于写“兵事”细节，但其目的则是为了探索“兵事”规律的“完全攻略”，他“矢志追求和毕生努力的目标”，还是希望自己的作品能够给读者提供“了解部队生活的‘窗口’，走入绿色军营的‘通行证’，探索带兵规律的‘金钥匙’，普及国防教育知识的生动教材”。因此，写细节只是作者所借助的一种手段和形式，而由细节描写所构建的作品，其文本就具有了多样性：“单篇来看，是一篇篇简洁明快的散文短章、一幕幕兵味十足的军营小品；连起来看，是一篇述写士兵生活的长篇随笔，一部反映火热军旅生活的连续剧。”尤为重要的是，这部“连续剧”不仅连接了当代“兵生活”的方方面面，还与古代的“兵生活”连接了起来。作者的创作目标很明确，也就是要“通古今之变”，探讨古今“兵事”之规律。

军队的存在价值是立足于打仗，立足于打胜仗；而决定战争胜负的关键是人而不是物。因此，在军队里怎样培养战士成长成才，就成为“兵事”工作的重中之重、核心中的核心。但什么是“才”？作者在《带兵记》里认为是“素质能力”：“人生有三个饭碗，靠关系是泥饭碗，泥饭碗迟早会打碎的；靠文凭是铁饭碗，铁饭碗会生锈的；靠素质能力和水平才是金饭碗，有了金饭碗才会立于不败之地，因为金饭碗是会升值的。”但人的素质能力各不相同，“骏马能历险，耕田不如牛；坚车能载重，渡河不如舟”，物有所长亦有所短，人更是如此，因而对待年轻的战士要有“惜才之心，护才之德，察才之方，识才之眼，辨才之智，善于扬人之长，避人之短”，真正做到“用长补短，人事相宜”，这才是培养战士成长成才最基本的方法。当然，更为关键的则还是怎样引导战士自己去加强学习和锻炼，努力弥补自己的不足。作者借用宋代范仲淹与狄青的故事来说明问题，范仲淹很欣赏狄青的武功高强、勇猛过人，但对狄青缺乏战略眼光则加以引导：“将不知古今，匹夫之勇，不足尚也。”狄青深以为然，便“博览史书，通研古人”，最终成为战无不胜的一代名将。这个事例也充分说明，无论是带兵、用兵或是对兵的培养，古今都是有共同规律可通的。

狄青的事例也说明，要培养战士成长成才，引导战士自我学习、自我提高是最好的办法；而通过读书来提高自我则是最有效的途径。那么，在读书过程中，如何读、读什么样的书？也是提高读书效益的关键所在。对此，作者提出，读书首先要“问”：“学问、学问，要学要问，不问，就学不到知识，古人对这一点多有强调。‘敏而好学，不耻下问’，这是孔子经常所称道的事”“一个人要猎取知识，建功立业，就要具有‘敏而好学，不耻下问’的精神，只有‘积薄为厚，积卑为高’，纳百川而汇巨流，才能到达成功的彼岸。”为此，作者还总结了“问”的三层次：要虚心求问、勤于求问、善于求问。而且，在“多问”的同时还要“多思”，作者认为“思考是读书的灵魂”，并引用程颐的话进一步深化：“为学者，必本于思，思则得之，不思则不得也”；再引用粟裕大将的事例进行实践证明：“因为勤奋思考，他能够料敌如神、未雨绸缪，出奇制胜。”当然，粟裕大将的事例也恰好说明，学、问、思只是过程和手段，“用”才是最终的目的。所以，作者认为“运用是更重要的学习”，要做到“知一理则行一理，知一事则行一事”。否则，“一语不能践，万卷徒空虚”，作者列举了历史上的赵括、马谡等反面典型，说明只会“纸上谈兵”的危害；也通过大量正面典型的分析，说明学与用“融会贯通”，特别是“创造性运用”“灵活运用”的效果。至此，作者得出了一个结论：“锲而不舍地读书学习，持之以恒地用读书为自己‘强能’‘增智’，我们必定能在实践中锻造担当的宽肩膀，练就干事创业、能打仗打胜仗的真本领。”于是，关于怎样培养战士的成长成才、怎样强化人的素质，从而为立足打仗打胜仗奠定坚实的核心基础，无论是理论分析还是实践过程，便全都呈现出来了。这也可以说是作者探讨古今“兵事”规律的突出成效。

作者力图通古今“兵事”之规律，这在《一路兵歌》中体现得尤为明显。作品以“我”的参军、成长为主线，以“兵歌”的发展演变为副线，“我”的成长史与“兵歌”发展史交相重合，不仅给作品增添了厚重的内容和丰富的感染力，也展现了“兵歌”和“兵士”的共同特征。就“兵歌”而言，“那是铜板琵琶的交响，那是热血男儿声嘶力竭的呐喊，那是炮弹出膛时火与血的摩擦，那是和平鸽在蓝天迎着太阳的须臾振翅”；就“兵士”而言，“兵的生活，似轻歌，如交响，嘹亮、雄壮的军歌滋养着我的生命，清澈着我的灵魂：战争与和平，安然与激越，胜利与失败，欢心与忧思，高音、低音、和声、交响……一路兵歌，一生追寻”。这就是一个普通“兵士”与“兵歌”的不解之缘；而“千古英雄血与泪，一声长啸一声歌，声声歌吟，万千诗赋，气吞山河如虎，天地为之动容，激起万千男儿气、将士血”。因此，在作者看来，无论是普通士兵或千古英雄，都是伴随着“兵歌”成长的，这“一路兵歌”，正是一路坚实的脚印，二者的结合，就是能打仗打胜仗的坚实基础，是中国军队数千年来积淀的宝贵精神财富，更是古今战无不胜的共同规律。

三、成“三性”结合之文章

所谓“三性”结合，就是文学性、历史性和学术性的结合，这是冯紫英散文最突出的特点，也是他的创作最为成功之处。

无疑，冯紫英的散文首先是文学散文，文学性应当是第一个必须具备的特点。通观冯紫英的散文，内容平实，语言朴实，虽没有华丽的外表，但内容却高度凝练，给人以丰富的想象空间。这里以《四百米障碍》为例，因为只有四百多字，不妨全文辑录如下：

奔跑、跳跃、钻爬……

四百米障碍就像一个打造铁器的过程，加热，淬火，在铁锤与铁砧的反复捶打中定型，冷却。

先是一百米空跑，而后踩上三步桩、五步桩、壕沟、矮墙、洞孔、高板跳台……从铁丝网下爬过，再次翻越高板墙，从独木桥下绕过，小心翼翼地踏上高台，从“狗洞”里钻出，从“陷阱”里爬上来……两手空空地跑回出发点……实在记不得这几百米障碍曾给我带来几多泪水、几多悲怆与豪情。

那条壕沟，我多次跳进去用尽吃奶的劲也上不来，有时真的就不想上来了。那块挡板，正当我跃跃欲试之时，却磕伤了我的膝盖。那张铁丝网，一次次划破我的新军装……

而正是这一道道沟坎，洗去了满身的书生气，增添了几许沧桑。一脸稚气的学生兵，几经历练增添了几许干练和坚毅。

老班长说：“要是这点苦和累都吃不下，还怎么打仗？”四百米障碍之后，放眼回望，我好似看到：夕阳西下，硝烟散尽之后，漫山遍野，满披着夕阳的余晖，格外耀眼。一位勇士慢慢地从陈尸中立起身来，他就那样直立着，绿色的军衣在夕阳的映衬下，泛着青铜的光泽，冷峻的脸形似大理石雕刻般严峻，俯瞰群山，一丝笑意，从流血的嘴角漾起……

很显然，作者在这里采用了文学创作的典型化手法，那个在训练场上“奔跑、跳跃、钻爬”的“我”，那个多次跳进壕沟便上不来、被挡板磕伤膝盖、被铁丝网划破军装、甚至赖在壕沟“真的就不想上来”的“我”，是真实存在的“这一个”；也正是因为经历了“一道道沟坎”，“一脸稚气的学生兵”才“增添了几许干练与坚毅”，这仍然是真实存在的“这一个”，作者对“我”的描述是细致而实在的。然而，这个“我”又绝不仅仅局限于某一个具体的人，而是代表了从“新兵”到“老兵”的这一类人，那“四百米障碍”，既是训练场上的障碍，也是“兵士”人生路上的障碍。训练场上能顺利通过这些障碍，这一项目就算合格；人生路上能够顺利通过这些障碍，就能成为一个合格的“兵士”，甚至，还可以成为睥睨群敌的战斗英雄，那位从横陈的敌尸中“立起身来”的勇士，正是“我”的超拔与提升。在“四百米障碍”这个鲜明独特的训练项目中，寄寓“兵士”成长的丰富深刻共性，这就是作者高度典型化的结果。一篇四百多字的短文，能够表达如此丰富的内涵，作为写“兵生活”的短章，足可成为范例。

从历史性角度说，作者要“探索带兵规律”，并立意要给他人提供了解带兵规律的“金钥匙”；而作者的细节描写，或许还可以为将来的人们了解今天的“兵生活”、借鉴今天的带兵经验提供帮助。从这一意义说，冯紫英的“兵生活作品系列”，足可成为将来的“兵事通鉴”，这就是作品可能会传之久远的历史价值。

同时，作者探索带兵规律，这本身就必须具备学术眼光，而从细节中提升理论性经验，正是作者的拿手好戏。例如，怎样与战士谈心，做思想工作，作者在《带兵记》就总结了这样的“谈心技巧和要领”：“让水手谈风浪，农夫夸他的牛，牧童数他的羊，军人数他的伤口。”这实际上就是要求谈心者要因人而异，针对不同的对象将心比心，拉近彼此之间的距离，才能收到更好的效果。这也是一条带普遍性的经验，不仅仅是做战士的思想工作，做一切思想工作均应如此。

最能体现作者学术眼光的，当是《兵本事》一书。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身为军人必须精武艺、通谋略、强技能，在谋求打赢上拥有神通广大、胜敌一筹的本事。”这部作品以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精神为纲，对“兵本事”进行深入细致的分析，全书分为三章，第一章是强军之要：军人的本事是能打胜仗；第二章是制胜秘籍：一个合格兵的N种本事；第三章是淬火砺剑：过硬本领是这样炼成的。从全书结构的角度说，这纯然是一部学术著作：“为什么、是什么、怎么做”的三段论逻辑结构严谨。但作者在分析问题的过程中，所用的还是文学手法，所写的还是文学散文，这从作品的二级标题中就可以看出来，例如“追星就追精武星”“百人一杆枪，合力打胜仗”“刀剑越磨越利，本事越用越强”，等等。这样的标题下所写的内容，分开来读是一篇主题鲜明的好散文，合起来读则又是从不同方面、不同层次论证了各章的大主题。因此，这样的作品既可以当学术著作读，也可以当文学散文读；而作为当代“兵本事”的“实录”，也可以成为未来的“兵事通鉴”，亦即成为普及性历史读本——这就是文学性、历史性、学术性结合的最佳范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