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绍基《水峙山流》拓片。

何绍基《杨海琴太守招游朝阳岩》拓片。

何绍基（1799年—1873年），字子贞，号东洲，别号东洲居士，晚号猿叟（蝯叟），湖南道州（今永州道县）人，亦称何道州。精通金石书画，以书法著称于世。道光十六年进士，官翰林院编修、国史馆总纂，历充广东乡试考官、提督，视学浙江，擢四川学政。咸丰五年辞官，而后便游历各地，踯躅于山水之间，晚年主讲山东泺源、长沙城南、苏州、扬州诸书院。博涉群书，于六经子史，皆有论述，精小学金石碑版，富收藏。著有《惜道味斋经说》《说文段注驳正》《水经注勘误》《东洲草堂诗文集》等。

何绍基是少有的行、楷、隶、篆四体皆善的书法家，其书法结合碑帖两派，融汇四体，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书法风貌，被誉为“清代第一”。马宗霍先生称誉何绍基“把中国书法艺术推向第三个高峰”。同时代的曾国藩说他的书法“必传千古无疑矣”，翁同龢说他是“有清二百年第一人”。同时期的翁同龢等以及后世的赵之谦、曾熙、齐白石、舒同、沈延毅等书家，都曾受何氏书风影响。“何体”对近现代书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一百多年后，何体书法风靡九州，已成为当代书法热潮中的重要书风，当代国展行、楷书作品中直接受其影响的所谓“烧鸡体”（绍基体）占比近三成，在当代书学者中占据主流地位。

何绍基四次回永州

何绍基对故乡有着挥之不去的情结。他以“东洲山人”“东洲居士”自号，人称“何道州”。作为道州的儿子，他作有《儿归来篇二十首》，何绍基六次归湘应试，四次回道州故土。

道光元年（1821）秋，23岁的何绍基与三弟何绍祺一齐归湘应试，此次为何绍基八岁离开道州后第一次返回道州，也是全家人离开道州后首归故土的人。在家乡他得到同亲们的热情接待，“一日设三餐，把酒劝儿饮……长安有美酒，逊此山中杯”。何氏同族后人称，何绍基每次归乡，同村族人几乎家家户户都接待，因此何绍基在家乡留下众多笔墨回馈族人，尤以对联居多。可惜大部分在破“四旧”时焚烧了。加之南方阴雨潮湿易霉变虫蛀，现在，道州东门村也还有一些何绍基的书法作品，但保存完好的已不多。道光八年（1828）春，30岁的何绍基与四弟何绍京第二次归道州探望。第三次回乡是在咸丰元年（1851年），何绍基53岁，这年正月葬母于长沙而后旋回道州，双亲、胞兄的相继离世，对何绍基影响很深，更是激起了对故土的深深眷恋。他在故乡一待就是半年，出资邀集族人重修祠堂及先父“鹤鸣轩”书塾，即“东洲草堂”。可惜的是，仅一年后太平军进驻道州，东洲草堂毁于战火。他“回首故庐，每凄然挥涕”，1859年还撰诗《题寿阳相国借园寒趣卷》叹息：“归耕无石田，垂钓无渔蓑。梦中忽长啸，醉里馀悲歌。”

何绍基第四次回故乡是同治元年（1862年），对何绍基书法艺术研究而言，这是最重要的一次，当时64岁的何绍基主讲长沙城南书院。正月初九日，有《野性》诗：“嵩洛归来狎薜萝，山巢粗构息心窝。无端野性随春发，万迭奇山入梦多。”遂起程游桂林，途经祁阳、永州。二十三日达祁阳，杨海琴太守（永州太守杨翰号海琴） 陪游浯溪议重修浯溪胜迹。正月二十五日在永州，至海琴郡斋与知府杨翰谈《中兴颂碑》，有用山谷韵诗，诗中云：“归舟十次经浯溪，两番手拓中兴碑。外观笔势虽壮阔，中有细筋坚若丝。咸丰纪元旧题在，时方失恃悲孤儿（石柱上有余辛亥年题字）；次年持节使蜀西，剑州刻如饥鹤栖（剑州有此碑翻本）。既无真墨本上石，何事辗转钩摹为？唐人书易北碑法，惟有平原吾所师。次山雄文籍不朽，公伟其人笔与挥。当代无人敢同调，宋贤窃效弱且危。涪翁扶藜冻雨里，但感元杜颂与诗。公书固挟忠义出，何乃啬不赞一词?海琴桐轩喜我至，珍墨名楮纷相随。书律深处请详究，拓本成堆吁可悲!”(此为《浯溪诗刻》碑文，此摩崖至今仍在永州市祁阳县)二月，回道州扫墓，此次也是此生最后一次回道州。至鹤鸣轩旧址，唯环秀亭在，屋庐林木荡尽，俱毁于壬子(1852年)粤逆。旋至宁远，游舜陵、游九嶷，宿县署，与陶勤子大令话游。在马王庙拓乾隆十九年重修庙碑记，何氏列名自太高祖辈至祖辈共四十八人。三月初九杨翰陪游阳华岩，一路多诗。《杨海琴太守招游朝阳岩，即事有作，兼柬白兰言学使》便是作于此时，而后刻碑在朝阳岩上洞（下文称《朝阳诗刻》），高44公分，宽90公分，二十三行，行书，《东洲草堂诗抄》卷二十四收录此寺。同年六月，又有何绍基、杨翰同祀永州宁远县九嶷山舜帝陵之举。民国《宁远县志》卷五《祠祀上》载同治元年《御制祭告舜陵碑》云：“维同治元年岁次壬戌，季夏月壬子朔，越五日丙辰，皇帝遣湖南署布政使恽世临，致祭帝舜有虞氏神位前。”碑末署款：“陪祭官永州府知府臣杨翰，陪祭官署宁远县知县臣陶变咸，书石官前翰林院编修臣何绍基。”再11年，同治十二年（1873年）七十五岁的何绍基告终于苏州。第二年，其子何庆涵扶柩葬父于长沙。

何绍基年少便书法颇具盛名，书法作品在当时是片纸只字都为瑰宝，达官富商重金求之往往弗得。然，为何前三次回故乡没有留下存世于今的书法石刻瑰宝，唯独第四次回故乡才留下众多存世于今的书法石刻？我想，这都源于一个关键人物，杨翰。

杨翰（1812—1879年）原名汝栋，字海琴，号伯飞。咸丰八年（1858年）出任永州太守，在永州七载有余。热衷于拓碑访古，多才多艺，书画皆善。画史称其“考据金石，讨论书、画，文辞诗歌，靡不精能，仿王宸小品，笔意恬雅，皴染有松秀，有出蓝之美。得何绍基书法，几可乱真”。杨翰行书师从何绍基，两人亦师亦友，莫逆之交。杨翰外补前，在国史馆与何绍基共事，两人志同道合，痴迷于金石，常常拓碑访古，研究书艺。杨翰到永州后，修缮先贤名胜古迹，使多处人文景观面目一新，深受士民称道。如在湘期间修葺了永州古城西南潇水西岸的朝阳岩，使之重放光彩，补刻唐代大文学家元结的《朝阳岩铭》等，以此为契机，何绍基在朝阳岩上洞留下《杨海琴太守招游朝阳岩，即事有作，兼柬白兰言学使》，杨翰在何绍基诗刻之旁作《同子贞丈游朝阳岩，别后以诗见示，次韵寄荅》，传为美谈。何绍基去世，杨翰撰挽联：“风雅本吾师，合韩杜苏黄为一人，七百年来无此客；云烟留宝墨，从颉籀邕繇留八法，五千里外丧斯文。”杨翰对于何绍基的书法极为推崇，这才有何绍基、杨翰同祀九嶷山舜陵之举、朝阳岩二人唱和诗书法石刻、邀何绍基《题摩崖中兴颂碑诗并跋》，并且此三块石碑除了二人诗集，在地方史志、相关年谱都有记载，甚至精确到日，可见这三块碑在当时就是作为书法艺术的盛事予以对待。

何绍基在永州的主要书法石刻

《何凌汉神道碑》，阮元著文、何绍基书。道光二十年何绍基父亲何凌汉仙逝，赐祭葬，太傅阮元撰碑文，绍基书丹，勒石何凌汉墓志铭于今湖南省长沙望城县，这可以说是何绍基最倾心的书法作品。然而，令人痛惜的是1988年惨遭盗墓贼损坏，目前残碑在何绍基故乡湖南省永州市道县，安置在后来所建的何氏宗祠墙壁上，这是目前有记录且实物在永州、何绍基创作年代最早的书法石刻。《何凌汉神道碑》是一件楷书作品，其书法字字饱满，法度严谨，平整大气。何绍基受其父何凌汉的影响，系统学过颜真卿的楷书，20岁以前，他“初从颜清臣问津”， 38岁时“廷对策亦与颜法书之”，晚年还说“唯有平原唯吾师”何绍基本人也说“余少年亦习摹勒，彼时习平原书；所勾勒者即尽与平原迈”，“平生于颜书手钩《忠义堂》全部，又收藏宋拓本《祭伯文》《祭侄文》《大字麻姑仙坛记》《李玄靖碑》”从“手钩”到收藏都反映出何绍基对颜真卿书法的喜爱，在所有学颜书卓有成就又能变通自立门户者首推何绍基。《何凌汉神道碑》创作于何绍基四十二岁时，此时何氏的楷书书风已经有非常成熟的颜字风格，此碑是何绍基颜体书风的典型代表作，无论从历史还是文化艺术的角度来说，都具有极高的价值。据说，何绍基晚年甚至自己掏钱购买自己中年时期的作品，自叹自赏，可见其盛年时期书风风采名震一时，震撼人心。

《御制祭告舜陵碑》位于九嶷山舜帝陵碑廊。同治元年，同治皇帝遣官赴九嶷山舜帝陵祭告即位，何绍基书写碑文，陪祭官永州知府杨翰。《御制祭告舜陵碑》碑文也是楷书，但与《何凌汉神道碑》不同，《何凌汉神道碑》楷书是典型的颜体面貌，有非常浓郁的颜体书风，而《御制祭告舜陵碑》书写于何绍基晚年，这时的书风已经脱离了颜体面貌，他的字在字形上颜的影子已不复见了，有了典型的个人面貌，显示出自己独特的风格。这源于何绍基中年以后取法欧阳通的《道因碑》，吸收了小欧行笔的险峻，整体风格渐渐走向奇崛，圆浑饱满的颜书、俊爽锋利的欧书及古朴雄健的魏碑自然融合于笔底，力厚骨劲，气苍韵遒，骏发雄强，同时将颜的“横平竖直”和“溯源篆分”这两个特征加以深化乃至推向极致。此碑文通篇创作严谨，构思精巧，布局空灵，线条骨骼清奇，格调很高。《息轲杂著》称其书“专从颜清臣问津，积数十年功力，探源篆隶，人神仙境，晚年尤自课甚勤，摹《衡兴祖》《张公方》多本，神与迹化，数百年书法于斯一振。”可见其晚年楷书的艺术成就之高，何绍基的楷书立碑本就极少，而此碑是晚年书风变法成熟期创作鼎盛时期的代表作，更是其难得一见的楷书精品，对于研究何绍基书法风格的流变，有着重要的意义。

《浯溪诗刻》又名《题摩崖中兴颂碑诗并跋》，在《大唐中兴颂》左侧，唐刻《大唐中兴颂》碑为浯溪摩崖之精髓，是鲁公平生得意之笔，而后历代杰士名流，游躅接踵，运笔抒情，打碑刻石，在这样一个书法精品荟萃地，何绍基此碑世推为“颜后第一”，宗法鲁公，上朔北碑，晚始探源篆隶。此碑刻诗、书、文俱佳，布局讲究。正文行书，八行竖字，夹注作双行小字，款跋行书三行，无标题。诗文收录何绍基《东洲草堂诗抄》卷二十四，有标题，无跋，题为《正月二十三日，于桐轩大令陪游浯溪，言杨海琴太守方议重修，二十五日至海琴郡齐，谈〈中兴颂碑〉，有用山谷韵》，此碑文墨迹草稿现藏于湖南省博物馆，原碑立于今永州祁阳浯溪碑林，永州市美术馆有藏原碑拓片。此碑内容以碑法、书律专论浯溪《大唐中兴颂》，又兼论元结、颜真卿、黄庭坚之为人，而后述及与杨翰捶拓碑帖的过程，堪称书法艺术的史诗。“归舟十次经浯溪，两番手拓中兴碑。外观笔势虽壮阔，中有细筋坚若丝。”碑文不仅表达了何绍基对颜书的膜拜，更是体现了其学书思维的精髓，在何绍基的楷书作品中，也的确做到了细筋坚若丝的境地。此碑用笔、结体、布白以及神韵风貌，达到极高境界，点画确有“流金出冶，随范铸形”之妙。融篆隶楷行书意为一炉，神龙变化，似出绳墨之外。其字形无拘无束，绵里藏针，骨骼硬朗，刚柔相济，古厚雄深，饶有殊趣，干渴之笔更见神采，为何氏书作之精品，浯溪摩崖石刻颜后之冠。

《杨海琴太守招游朝阳岩，即事有作，兼柬白兰言学使》又称《朝阳岩诗刻》，此石刻位于今永州市零陵城区大西门河对岸的朝阳岩，唐代文学家、政治家，时任道州刺史的元结乘舟途经此地，将其定名为“朝阳岩”，并写下“朝阳岩下湘水深，朝阳洞口寒泉清。零陵城郭夹湘岸，岩洞幽奇当郡城。”等诗句，而后文人墨客，闻名纷至沓来，勒铭崖壁，自唐至今，共累存摩崖石刻150余方，柳宗元、周敦颐、黄庭坚均在此留下过墨宝。何绍基以道州故里之故，沿流潇水，屡屡往来朝阳岩。此碑与《题摩崖中兴颂碑诗并跋》同为行书，在这件作品中可以看到，不仅有早年行楷的端严，更将篆隶逆锋笔法融入其间，而达于一种沉郁、朴实又内含劲健的一种状态，在朝阳岩众多的石刻中，何绍基的《朝阳岩诗刻》意态超然，浑然一体，自成风韵。

《御制祭告舜陵碑》《浯溪诗刻》《朝阳岩诗刻》三幅碑文皆有时间落款，作于同治元年公元1862年，何绍基64岁。何绍基艺术造诣多成于晚年，何绍基60岁以后，进入晚年变法期，时间上主要集中在咸丰八年至同治元年间，是值何绍基辞官后，认为“人生荣华富贵变灭似烟云”，而后颇致力于书法艺术“犹终年把书，惜此炳烛，言覃道味，心心印之”。而后游历各地，踯躅于山水之间，寻碑访碑遍临汉碑，“穷日夜之力，悬臂临摹”，或取其势，或取其韵，或取其度，或取其体，或取其用笔，或取其行气”，其中尤以《张迁碑》及《礼器碑》用功最勤，动辄百通以上。长孙何维朴少时常伴何绍基作书，书摹其祖，亦得其神似，尤其继承其隶书。何绍基晚年学书不仅持之以恒，而且进而求不稳，求意境，求创造性，求个性发挥，最终冲破四体限制，因而“熔铸古人，自成一家”。《御制祭告舜陵碑》《浯溪诗刻》《朝阳岩诗刻》的碑文书风皆是何绍基书风变法成熟期的代表作，是研究何绍基书法艺术的重要依据。

《水峙山流》石刻现位于与道县相邻的宁远县九嶷山西湾村的门坊上，石刻门额没有时间落款，根据何绍基年谱及相关资料和石刻书风考证，应该是作于何绍基晚年，第四次回道县后璇至宁远县，九嶷山舜帝陵祭祀所留。作为永州本土乡贤，何绍基对九嶷山的感情非同一般。不但舜帝陵古碑廊里有他的楷书祭文，而且附近的西湾村也有他的字。当地族谱记载，当年何绍基在杨翰陪同下到舜帝陵祭拜，曾留宿西湾村。村民们尊师崇文，倾其所有，热情招待。何绍基曾有诗云：“生长濂溪水一湾，老来才游九嶷山。半生费劲芒鞋力，踏破人间五岳还。”临别时，挥毫写下“水峙山流”四个大字，村民将它刻石，安置在门额上。

《浯溪诗刻》《朝阳岩诗刻》《水峙山流》书法石刻皆是用行书书体。从字体大小来看，《水峙山流》字最大，相比另两个碑，书写环境更轻松，无拘无束，《水峙山流》四个大字行书书风随意流美。其次是《浯溪诗刻》，《浯溪诗刻》书风相比《水峙山流》更显慎重，碑文排列构思精巧，《浯溪诗刻》在《大唐中兴颂》左侧，刊于黄庭坚《书摩崖碑后有序》石刻右侧，于浯溪摩崖石壁中非常重要的位置。“写《中兴碑》拙捥尚可任，谓宜并轨颜笔何敢当”，何绍基将《中兴颂》作为自己的取法对象，自称自己还能胜任写《中兴颂》，这是一种自信，但却直言不敢与颜鲁公相比，对颜鲁公有敬畏之情。何绍基的行书代表了他书法的最高成就，也全面地体现了他的书学思想，一是颜真卿的行书，上溯可至篆籀之意；二是汉隶，他几乎把汉碑写透了。何绍基行书字形宽博，中宫疏朗，字的线条不是一笔而过，强调一波三折，如锥画沙，如折钗股，横画取左低右高之势，竖画则取弧形，其撇捺，如大雁展翅，极为伸展。《朝阳岩诗刻》于三块碑中字体最小，但整体意境更诗意秀逸。纵观《浯溪诗刻》《朝阳岩诗刻》《水峙山流》三块碑，虽是同年份所作，碑文书写也是同一种字体，但呈现的意境却是有差别的，表现出何绍基作为一代大家高超的艺术水平。

何绍基《归舟十次经浯溪》拓片。

何绍基《同治元年祭舜碑文》拓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