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母都是农民，生于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初，属于比较典型的生于旧社会，长于新中国那一类。他们伴随新中国成长，对新中国很有感情，也经历了新中国的苦难和荣耀。

父亲生于1941年8月，是家里老满，上面有五个姐姐、四个哥哥。祖上算是大户人家，但到父亲出生时已经家道衰败，爷爷留给父亲的只有半座老屋，所以新中国成立时我家的成分是下中农。虽然父亲只读了三年小学，但在村里算是有文化的人了。当过生产队会计，有时也帮人向政府打个报告，1976年以后，父亲替那些被征收了祖屋的族人写报告，向政府申请返还祖屋，还成功了。读初中时我作简算题，父亲听完题就能随口算出结果，我也非常吃惊，怀疑父亲是不是只读了小学。

母亲生于1945年6月，在家中也排行老满，上面有四个哥哥和两个姐姐。外公家在我们村是小姓，无田无地，日子自然艰难。新中国成立后分到了田地，母亲还被送到城里读卫校。三年自然灾害期间，因为城里没法保证她们的粮食供应，母亲被要求回乡务农。回乡后，年迈的外公外婆自然就为母亲这张多出来的嘴忧愁不已，把母亲嫁出去自然就成了最好的选择。母亲很不愿意早早结婚，也许她在等待城里的学校召她回去，也许上了学的母亲希望遇上一个有文化的人。母亲一直等到1963年，也就是19岁那一年才跟父亲结婚。19岁在农村已不算小了。其实，再等一年，三年困难时期就过去了。也许这就是母亲的命。自我懂事时起，母亲常常叹息命不好，不知道是否与此有关。

母亲嫁给父亲自是心有不甘。但以父亲的条件，多少也是一个安慰。父亲在村里也算是能算会写的人，更何况，周姓在当地算是出过读书人中过进士被点过翰林的大户人家，新中国成立前我们院子里就有私塾，供周姓子弟读书。父亲在年轻的时候还是很能干的，与母亲结婚时他为母亲置办了当时看来很不错的衣服，有毛衣、呢子外套、灯芯绒裤子，还有皮鞋；自己也置办了卫生衣、呢子外套、灯芯绒裤子和皮鞋。这在当时是很不容易的。

母亲的毛衣在姐姐长大后还拆了重织让姐姐穿，我读初中时再重织给我穿。我初中毕业时还发誓，要考上中专，吃上国家粮把毛衣让给妹妹穿。父母的皮鞋一般都是过年到外公家才穿，每次都要擦的铮亮。我虽然考上大学才第一次穿上皮鞋，但擦皮鞋却早就学会了。父亲的皮鞋后来被他当上手扶拖拉机手的外甥借去穿坏了。外甥觉得开车了，应该穿皮鞋，可惜技术不行，两次开进冬田里，本来已经穿了多年的皮鞋自然散了架。母亲的皮鞋一直到穿到不能再穿。父母买第二双皮鞋，那是哥哥姐姐外出打工赚了工钱，我也参加了工作后才有的事。

母亲是一个要强的人，也是一个骄傲的人。她喜欢以实力说话。那时在生产队集体劳动，下田和上山都是体力活，母亲的工分在队里总是最高那一类。其实，母亲并不高大，她自己也以能识文写字为骄傲，但仍坚持以自己并无优势的体力活一较高下。因此，她的朋友并不多，或者说很少。母亲对我们要求很严。我们从小就被要求做家务，煮饭、喂猪、打猪草、捡狗屎等等。那时候到别村看电影、赶闹子、下河捉鱼、上树捉鸟都在禁止之列。母亲最反对我们到别人家看热闹，特别是别人家吃饭或来客的时候。我们那院子本来就是一座大宅院，厅、堂、走廊相连，人来人往不停，谁家来客走人大家知道。可我们还是被严格要求做到了。母亲在卫校受的教育，对我们有很大影响，我们从小就被要求开始每天坚持刷牙、洗脸、洗脚。有病就去看赤脚医生，从不耽误。

父亲对我们兄妹五人很亲，从不打骂。我成长过程，只被父亲打过一次，原因是我打了我的妹妹，他替妹妹伸张正义，教育我要保护两个妹妹而不是欺负她们。相对于母亲的严厉，父亲平等对待我们，经常说一些笑话给我们听，一点也不严肃。父母发生争吵时，我们在心里往往倾向支持父亲。父亲愿意让我们开心，当会计时，偶尔有几分钱的结余，会随手就给了我们，这在小时候可以把我们高兴坏了。但父亲喜欢赌博。几次给家庭造成经济上的困难，甚至让全家处于困境。我考上大学那年，在离家前的最后一个晚上，我跟父亲做了一次深谈，要求父亲戒赌，父亲答应了我，也做到了。到现在为止，我们兄妹五人和孩子都不喜欢赌博。

父母生有我兄弟姊妹五人，两男三女。对读书特别重视。我们每个人读书前都被要求一条，就是不准留级。只要你考得起，家里再穷也送你读。到我大学毕业的时候，家里欠了不少钱，父母也从无一句怨言。在父母亲眼里，读书是件非常好的事。看别人的孩子看大部头书就要我们向他学习。当我们也能看大部头的时候，就是吃饭的时候，边吃边看也不会被反对。在老家有一个传统，不管是哪一家有人考上大学，整个院子的族人都会上门祝贺。我当年考上大学，每家给父母一包鸡蛋外加20元钱。父母不知道多开心。在我们周氏宗族，考上大学还要上族谱，算是考取了功名的人，记入功名栏的。父母对我们影响很大。虽然兄妹五人就我一人考上大学，但我们的孩子现在既有了博士，也有硕士，大学生已经不稀奇了。

父母的男女平等意识很强。女儿出嫁可以带走自己打工攒下的钱财，父母甚至出钱为她们在乡镇企业入股，买城市户口。这在农村是非常难得的。父母对我们所生子女，不管男女一视同仁。虽然他们特希望我和哥哥生一个男孩 ，但这并不影响她对男女平等这一观点的认同。当我的女儿生下来的时候，母亲没有流露一丝的失望，更没表露什么不满。她非常爱我的孩子。我的孩子从小就不喜欢室内，待在室内就爱哭闹，但只要抱她到室外她就高兴，满脸笑容。所以母亲经常在我们上班后抱上孩子到室外走走。也就是孩子的这一喜好最后害得母亲搭上了她的性命。

2000年8月25日，母亲抱着我的孩子过马路时，被一辆高速行使的摩托车的车把带倒在地。母亲倒地时双手紧紧抱住我的孩子，仰面到地，最后因颅骨挫伤致脑颅内出血而死。如果母亲能用一只手稍稍撑地就不会死去，但母亲把生的机会全部给了我的孩子。母亲是被交警送到医院的，当时就她和我的孩子躺在马路上，后来被一个老乡认出才通知到我。我不知道当时母亲是多么绝望。当我赶到医院见到母亲时，母亲先重重地叹息一声，然后说：“我的命怎么这么不好！”说完这句话就再也没有醒来。母亲的命太苦！

母亲离世后，父亲跟哥哥在乡下生活了二十年。我常常回老家看望父亲。看见父亲一个人孤独地坐在老家偌大的古老院落里，常常心生愧意，后悔当初把母亲接进城，而让他独守老家。吃饭时父亲喜欢听我和哥哥聊着家长里短。他就在那静静地听，像个小学坐前排的模范生。那时候我会回想起父母都在的日子。那时刚参加工作，哥哥姐姐和妹妹都到深圳打工去了，父母带着侄女在老家过日子。每个周末我都回老家，陪父亲喝几杯，母亲在一旁忙里忙外，不时过来听听我们聊天的内容，一脸的关切和祥和。

今年1月9日父亲最终死在了故乡。其实父亲离世前就已经卧床两月了，他不过是在等待见到所有的亲人。我的孩子在外地读书，一直到1月7日到家，8日去老家的父亲床前问候。这个我母亲以命相救，让父亲孤独生活20年的孙女，是他见到的最后一个亲人。第二天父亲就阖然长逝了，老死在故乡那张古老的木床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