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嘭咚咚咚……嘭咚咚咚……”清脆的拨浪鼓声响起在寂静的村庄的时候，人们知道，是货郎进村来了。

　　三百六十五行，行行有行行的名片。轿车是做官的名片，锄头是农民的名片，拨浪鼓是货郎的名片。

　　“嘭咚咚咚……嘭咚咚咚……”货郎的拨浪鼓有一阵没一阵地在寂静的村庄响起，就像一块又一块石头丢进平静的水面，激起一圈又一圈小小的涟漪，把哪些如小鱼般躲在屋里的老人、小孩和婆姨们一个个地漾到货郎的担子周围来了。

　　拨浪鼓是勾小孩的“魂”。大一点的小孩，会不由自主地让自己的脚步跟了这“魂”去。小一点的，那些还被爷爷、奶奶拉着的小孩，也会拉着爷爷、奶奶们的手跟着货郎的担子去。有些手里没钱的爷爷、奶奶，往往要拉着小孩往另一个方向走，可是小孩的大哭和乱滚、乱跳却只有让自己的脚步也跟了这货郎的脚步,嘴里嘟哝着“敲、敲、敲，敲你的死，你老子老娘又没有给我钱，我拿我这老命给你敲叮叮糖”。那货郎只不做声，却把那拨浪鼓地摇得更起劲了。

　　到一个门楼或树底下，货郎便停下他的担子。

　　货郎的担子好像有宝，什么好吃好玩的都有。男人爱抽的香烟与打火机。婆姨们需要的针线与纽扣。小孩子们最爱敲的叮叮糖;最爱吹的各种口哨，吹起来很叫，好像一个村庄都听得见的样子;最爱玩的草编的青蛙、蚂蚱，比真的还像些;塑料做的黑白相间的蛇，放在地上就像真的蛇一样游动，既吓人又快乐;学生们要的本子、铅笔、钢笔、圆珠笔、橡皮擦。针线，婆姨们喜欢。好吃的好玩的，小孩喜欢。纽扣，一角钱四个;草编的蚂蚱、青蛙，贰角钱一只。叮叮糖，二分钱敲一点，五分钱敲一大点，一角钱就可以敲很大的一块了。有钱，自然好;没钱，鸡毛、鸭毛、鹅毛，女人的长头发，啤酒瓶，薄膜纸，都可以换。货郎的箩筐里总是带了几个麻袋，专门装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估个价，敲点叮叮糖，换点针线纽扣什么的，买卖就算做成了。

　　货郎进村时挑的都是些花花绿绿的好吃的好玩的东西，出村时尽挑些乱七八糟的东西，这货郎是不是脑袋进水了，小时候的我常常这么想。

　　经常来我们村的货郎是大牛。

　　大牛是个瘸子。

　　大牛不知道是哪个村的，年纪也就五十多点的样子。他的脚有点瘸。也许是左脚瘸，也许是右脚瘸，也许是两个脚都瘸，挑起货担有点像跳舞。他左手摇着拨浪鼓，右手压住担子，两个脚跨一下，担子便这么晃一下;跨一下，晃一下;跨一下，晃一下，真的好像是跳舞的样子。

　　“老牛老牛，你好久不来，这几天到哪里吃草去了?”

　　大牛嘴里笑嘻嘻的，并不恼：“到你屋里吃草去了”。

　　嘴里答着，并不耽搁手上功夫，“叮”、“叮”、“叮”地敲叮叮糖，接过钱，塞进小柜子;拿过鸭毛，丢进尼龙袋。

　　大人们喜欢大牛，是因为喜欢拿大牛开玩笑——中国人似乎历来就有拿残疾人开玩笑的传统。大牛也开得起玩笑，开过了，照样笑嘻嘻地，并不恼。小屁孩们喜欢大牛，只是觉得同样二分钱，大牛敲的叮叮糖总是比别人多那么一点点。我认真地观察过大牛到底和别的货郎是不是一样。其实，大牛很狡黠，同样五分钱，别的货郎会实实在在地“叮叮叮”地敲下去，大牛呢，总是轻轻地、慢慢地敲。先把撬撬远远地轻轻敲一下，趁你不注意，把撬撬慢慢地往回“叮叮叮”地轻敲过来，然后一卷。感觉上似乎是敲了一大堆，实际上还是差不多。多少谁也没有称过。事实上多少又有什么重要呢?关键是大牛来了，我们很快乐，比花钱买快乐还快乐。

　　除日用品之外，大牛偶尔也挑一些瓜果来卖。春天的桃子、李子，夏天的杨梅、西瓜、黄瓜，秋天的枣子、柿子，这些都是从农人自家田地里长出，并不值钱。大牛从别的农家垒来，只为赚点小钱。柿子二分钱或五分钱一个，杨梅一角钱一筒，西瓜八分钱一斤，便宜是便宜，可是那个时代的农村，能有什么钱呢?天天捡破烂，哪有这么多破烂捡呢?啤酒瓶、废报纸，村里的老人一天到晚眼睛瞪得像灯笼一样满地找。鸡、鸭逢年过节才杀那么一回。薄膜要做雨衣，盖烤烟、稻谷秧。女人的头发不可能天天长。想找父母要钱，没有;要有，只有八百——一巴掌又一巴掌。我和小伙伴们自有办法。

　　我们常常围拢了去。

　　若是桃子，我们便说：“我尝一尝这个桃子脆不脆。”一个桃子进了嘴。

　　若是杨梅，我们便说：“我尝一尝这个杨梅酸不酸。”一个杨梅进了嘴。

　　若是枣子，我们便说：“我尝一尝这个枣子甜不甜。”一个枣子进了嘴。

　　于是，每人尝了一遍。

　　大牛笑眯眯地看着我们。

　　“我想再尝一个。”又一个进了肚。

　　“我也想再尝一个。”又一个进了肚。

　　“我还想再尝一个。”又一个进了肚。

　　大牛还是笑眯眯地看着我们。

　　尝多了，总是不好意思。并有头儿挥挥手，使个眼色，把几个手脚麻利的小兄弟抓过来，耳语几句。

　　我们便一齐围在大牛的箩筐旁，围得密不透风，七嘴八舌，“这桃子不好吃!”“我要尝一个!”“我还尝一个!”趁大牛不注意，几双手同时从人缝中伸出来，抓一把，呼呼地，撒腿就跑，然后大家一轰而散，分赃去也。

　　“你们这些坏酒饼，你们这些坏酒饼，抓住了打死你们，抓住了打死你们!”大牛气急败坏地骂道，脚并不动——我们也是欺负他脚瘸。

　　第二天，在路上还是在村里，碰到了，我们还是和大牛嘻嘻哈哈地笑。

　　有一回卖桃子，我从人缝里伸手去抓，猛地，被一双有力的大手抓住。“哈哈，这下被我抓住了，看我不整死你!”大牛的脸兴奋得发红，我的那些尻子兄弟早逃得无影无踪。

　　“那个年级那个班的，我告诉你们学校校长，告诉你们班主任!”

　　我耸拉着脑袋。“飞天大盗”成了“癞皮狗”。

　　“你是哪个的崽?”

　　“我是唐代旺的崽。”父亲是“名人”，做砌匠，当过民办教师，方圆二十里谁人不知，谁人不晓。

　　“代旺的崽这么大了?”大牛笑眯眯地。

　　“读书人要懂道理，下次可不能再偷了。”又拿了几个桃子，塞到我手里。

　　我点点头，落荒而逃。

　　以后就没有再偷了。只是心里总有点不好意思，看着大牛的货担，就远远地躲了去。

　　后来老牛就渐渐地不来了，来的是他的儿子小牛。大牛是瘸子，可是小牛却不瘸—瘸子生瘸子，才叫天经地义呢，村里的老人向来这么认为。不仅不瘸，模样还周正，浓眉大眼，爱穿一身蓝布褂。这小牛不仅卖小百货，收破烂，还补鞋修伞，生意竟是比大牛的还好。

　　“这老牛可是生了条好小牛呀!”都说：“要是生个儿子，有老牛的儿子那样就好了。”。村里爱做媒的几个婆姨，已经张罗着要给小牛做媒。还有那有女未嫁的，还在想着把自己的女儿嫁给他。一打听，原来已经娶了，才“啧啧啧”地直喊可惜可惜，死了这条心。

　　后来，我去外地求学，便逐渐没了大牛、小牛的消息。也许大牛已经不在了，也许小牛也到广东打工去了——一个踩一脚便可进城的时代，一个已经进入网购的时代，显然已经没有闲地方可以再摆货郎的货担了。

　　再后来，逢年过节，回到老家，走过那已经有点陌生的门楼、村巷，耳边似乎又响起那“嘭咚咚咚……嘭咚咚咚……”的拨浪鼓声，又恍然那拨浪鼓声从没有在这寂静的村庄响过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