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今年是党的二十大召开之年，也是何宝珍烈士诞辰120周年。为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把红色资源利用好、把红色传统发扬好、把红色基因传承好”的重要指示精神，深入挖掘何宝珍烈士英雄事迹和总结提炼何宝珍烈士坚贞政治品格，特面向社会开展“纪念宝珍烈士 传承红色基因”征文活动。现将获奖佳作予以刊发，以此激励广大党员干部赓续红色血脉、建功新时代。

内容摘要：何宝珍、王会悟作为一代女杰，她们的革命生涯与李达都有过交集，与永州都结下了不解之缘。在不断的思想交融与碰撞中，王会悟对何宝珍的妇女解放思想的形成与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梳理、分析和考察她们基于妇女解放语境下的相互思想交流与碰撞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何宝珍；王会悟；妇女解放；思想

王会悟与何宝珍是一代女杰，同为党的早期领导人夫人，都与李达有过师生之谊，因而又与湖南永州结下不解之缘，且在家世境遇、个人性格和革命经历上都有诸多类似。在妇女解放运动中，她们不乏思想交融与碰撞。可以说，王会悟对何宝珍妇女解放思想的形成与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梳理、分析和考察她们基于妇女解放语境下的相互思想交流与碰撞具有重要意义。

一、何宝珍与王会悟的家世背景及交往经历

（一）不同的家世，一致的追求。

1898年，王会悟出生在浙江省嘉兴府桐乡县青镇观后街14号一个书香家庭，其父是晚清秀才王彦臣，世代以教书为业。同王会悟不同的是，何宝珍1902年出生于湖南道县一个贫农家庭。其父何瑞蓉夫妇没有田地，单靠经营果蔬、山货，以及摆摆钱笼子兑换铜板和银圆来维持生活。

少年求学时期，王会悟与何宝珍有一个共同特点，即都很聪明好学、刻苦勤奋，都接受过良好的教育。王会悟在私塾中与男孩子一起念书，一起讨论时事，后来父亲去世，因经济拮据，她决定自寻生路，于是在13岁时接替父业继续教书。后来教书的工作被一位乡绅抢去，她就毅然离开家乡。1913年，王会悟前往嘉兴女子师范学校求学。一年后，她回乡兴办女子学堂，除了教授读书识字之外，还结合时事，介绍新思想。何宝珍则上学较晚，到1914年12岁时才进入道县县立女子小学校读书，入学女生免收书籍课本费。她聪明活泼，每天做家务和温习功课两不误，期末成绩总是名列前茅，小学没毕业就考上湖南省立第三女子师范学校。两人所接受的启蒙教育深受维新图强、保家卫国等思想影响，王会悟从小自立，兴办女学，反对封建礼教；何宝珍从小就听大人们讲“娥眉汗马解围城”的沈云英武能骑马保家卫国、文能办学授课讲道的故事，熟读秋瑾吟咏沈云英的诗“今古争传女状头，红颜谁说不封侯”，热血澎湃，立志报国。

青年时期的王会悟和何宝珍参加革命的人生经历相似，她们都曾阅读进步书刊，参加和声援学生运动。王会悟18岁时，去湖州的湖郡女校求学。在校期间，她经常与同学一起传看进步报刊、谈论时事，并用白话文给陈独秀、恽代英写信。1919年，王会悟积极声援五四运动，采取多形式反对封建礼教，惹恼乌镇的保守势力，也引起学校不满，致使她不能在家乡和学校立足。在同学的提议下，王会悟往上海，并于1920年在上海中华女界联合会工作，不久自告奋勇，担任李达的助手。在为李达誊写文章和进行写作的辅助工作中，她更加了解马克思主义思想，对妇女解放的主张深表赞同，并主动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而何宝珍1918年考入湖南省立三女师后，在湘南学联领导下，与进步学生深入街头和乡村，搞宣传、贴标语、搞讲演、演话剧，进行游行示威、抵制日货，于1922年在张秋人老师介绍下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并任三女师团支部书记。

总的来看，在向马克思主义者靠拢的过程中，王会悟与何宝珍可以说是都身处中共初创时期，但就思想水平和学术地位而言，上海整体比湖南还是先行了一步，对何宝珍产生了重要的影响。王会悟与何宝珍的早期历程充分说明，中国早期妇女解放运动的倡导者，伴随着共产主义思潮传入中国，都是在经历社会的毒打、痛苦的求索后才找到马克思主义，才实现世界观人生观的根本转变。

（二）相同的信念，共勉的岁月。

在中共创建时期，王会悟和何宝珍虽一个在上海，一个在衡阳，但她们都为中国共产党的早期活动不懈努力。1920年5月，陈独秀在自己寓所里成立上海马克思主义研究会，为创办一份党的机关刊物，宣传马克思主义，他邀请李达秘密从事相关著作和文章的翻译和写作。期间，王会悟和李达互生爱慕，于1921年4月结为夫妻。此后她一直辅佐李达参加党的发起组和全国统一的中国共产党的创建工作，全程组织筹备了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和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成为中共党史上第一位女性见证者和会务工作者。而何宝珍则在湘南学联的活动中，于1921年结识省立男三师的蒋先云、黄静源，省立第三甲种工业学校的夏明翰等进步同学，参与起草宣言、拟发通电，联合各界人士罢工、罢课、罢市。1922年春，何宝珍担任团支部书记兼学生会总干事，领导三女师学潮而被开除学籍。1922年秋，何宝珍和朱舜华，在张秋人介绍下，到中共湘区委员会所在地长沙市清水塘22号投靠并住在那里。毛泽东还将她的名字改为“葆贞”，保持革命贞节之意，介绍她到湖南自修大学读书，学杂费全免，鼓励她像在衡阳时一样，通过勤工俭学赚些零用钱。同年11月，李达应毛泽东之邀来到湖南自修大学任学长，王会悟及小孩随行。从此，王会悟与何宝珍朝夕相处，建立了深厚的革命情谊。她们都成为毛泽东、李达的追随者、崇拜者。自修大学汇集湖南最早的一批共产党员，成为湖南革命的摇篮。在这里学习或工作的学员、职员，后来大都成为中共革命的中坚力量。在此期间，毛泽东、杨开慧和李达、王会悟与何宝珍毗邻而居。在刘少奇来此汇报安源路矿罢工情况的过程中，何宝珍第一次与刘少奇认识。1923年3月，毛泽东找何宝珍谈话，将她派到安源路矿俱乐部刘少奇身边去工作，王会悟与何宝珍分别。4月，毛泽东被调往广州任中央局秘书。5月，俱乐部决定让何宝珍到安源工人子弟学校第三校当老师。而王会悟一直跟随李达在湖南自修大学任教，直到1923年11月自修大学被军阀赵恒惕封闭。在此期间，王会悟将李达撰写的大量阐述妇女解放思想的文章介绍给何宝珍阅读，使得何宝珍在思想上受到砥砺和熏染。从那时起，他们之间建立了非同寻常的友谊。何宝珍正处于世界观转变的关键时期，她与王会悟、杨开慧经常话家常，讨论社会问题，研究妇女解放出路，受到广泛影响。

二、王会悟对何宝珍妇女解放思想的形成产生了重大影响

（一）王会悟对中共早期妇女解放思想的传播，对何宝珍妇女解放思想的形成提供了有益启示。一是王会悟早年追求独立自主人格，接受淑女教育对何宝珍施加影响。1916年前后，在乌镇教书一年多，茅盾堂妹托人介绍王会悟去湖郡女校学英语。当时一起求学的同学有后来成为南京中央大学校长罗家伦夫人的张维桢、北洋政府总理熊希龄夫人并创建北京香山慈幼院的毛彦文等。这些有理想、有追求的年轻女孩每天聚会讨论怎样恢复妇女独立自主的人格，怎样冲破“三纲五常”“三从四德”等封建礼教对女子的束缚。王会悟更是对陈独秀创办的《新青年》杂志情有独钟，里面所倡导的妇女解放思想激荡着她的心扉。她用白话文给陈独秀写信，表达自己决心为民主、自由而战斗到底的豪情壮志。陈独秀欣喜地回信说：“没想到我们的新思想影响到教会学堂了。”湖郡女校虽有相对宽松的学习环境，但改变不了为上流社会培养淑女的教育实质。在与何宝珍的接触中，王会悟的淑女气质不同程度地对何宝珍产生影响。二是王会悟通过日本途径获得并传播的妇女解放文献，对何宝珍在理论上有着重大的指导意义。王会悟从上海来到湖南，带来早期共产党人翻译自日文的妇女解放文献。何宝珍涵泳期间，有很大的新鲜感，同时产生浓烈的兴趣。比如李达同志翻译的日文版妇女解放论著《女性中心说》《产儿制限论》等，李达还撰写了大量论文，在把唯物史观与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的过程中，形成较为系统的妇女解放思想。这些理论通过其夫人王会悟的言传身教，无疑对何宝珍的妇女解放思想施加了系统性促进。

（二）王会悟自身的妇女运动实践，对何宝珍的思想行为提供了样板。一是利用妇女的特点坚持革命斗争的实践，一定程度上为何宝珍的秘密地下斗争提供了样板。1921年7月，中共一大会议在上海召开前，负责会议筹备工作的是李达。会议筹备中，李达遇到了两件事：一是会场安排，一是代表住处。他把这两件事交给妻子王会悟去办理。中共二大吸取中共一大的教训，每开一天会就换一个地点。王会悟在配合李达完成筹备中共一大、二大的过程中，巧妙周旋，夫唱妇随，具有极强的隐蔽性，创造了在国统区召开党的全国性会议、坚持地下斗争的范例。他们创建党的早期组织以及组建全国统一的共产党组织的最初实践，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建党原则在中国的落地。其利用妇女的优势，团结女职工，深入开展反帝反封建的运动，假扮乃至结成革命夫妻，在白色恐怖的环境下保存革命实力和火种，坚持敌后斗争，提供了可复制的先例。二是追求自由恋爱、平等自主的新式婚姻，为何宝珍等新女性提供了样板。王会悟从浙江湖州湖郡女塾学习英语结束后，前往上海寻求妇女独立解放的途径。经上海学生联合会介绍，被黄兴夫人徐宗汉安排到上海女界联合会做文秘工作，在这里她结识李达。当时李达是中国留日学生总会代表，回国办事时与女界联合会有密切工作联系。1921年4月，李达和王会悟结为伉俪，当时只在陈独秀的寓所办了一桌酒席，请了六七个人。这在当时往往需要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三聘九礼才能结婚的环境下，很新潮。此后许多革命者“也照样实行了”。毛泽东夫妇、刘少奇夫妇都是新式婚姻的典范。据记载：“刘少奇与何宝珍的婚礼办得很特别，一改当时遗留下来的旧风俗旧习惯，既不办酒席，也不拜天地，只买一点糖果，泡了一点茶水，举行一次简单的茶话会，凡是来参加婚礼的，一律都请入座。婚礼上介绍人和新郎新娘都讲了话，大谈男女婚姻应当自主，以及节俭办婚事的好处。工人们听了，都感到很新鲜，一时传为佳话，影响很好，当年安源就有三十多对男女青年自由恋爱结婚。”三是王会悟早期从事妇女解放的行动，为何宝珍等人提供了参考。王会悟早年参加学生运动，兴办女子学校，反对妇女裹足，发动女职工参加工人运动，后来在国统区从事妇女解放的斗争，无不给何宝珍等人提供参考。

三、刘少奇和李达、王会悟夫妇的交往对何宝珍妇女解放思想的砥砺与促进

五四运动后，马克思主义妇女观作为马克思主义庞大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进入先进中国人的思想视野。陈独秀、李大钊、李达等在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后，开始摆脱对西方女权主义的路径依赖，尝试用马克思主义基本观点和方法来观照中国妇女问题，开启了对中国妇女解放道路独立而深入的理论思索。而李达居功至伟，著述最多。刘少奇与王会悟同为第一批社会主义青年团员，他1920年冬在李达等人参与创建的外国语学社短暂学习后，前往苏俄留学于1921年转为中共党员，1922年回到上海，给新生的中国共产党带回共产国际的一些文件，他与任弼时等人到上海平民女学演讲，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妇女解放思想，给王会悟等女性学员带来新鲜的思想材料。刘少奇还与王会悟一起作为会务人员参加中共二大的筹备工作。会后不久，经陈独秀介绍，刘少奇到中共湘区委员会向毛泽东报到，此后被派到安源领导工人运动。1922年11月李达夫妇应毛泽东之邀到湖南自修大学任教。这样，刘少奇结识何宝珍，并常去听李达讲课，其中不乏妇女解放的内容。

刘少奇在与李达、王会悟夫妇的交往中，进一步深化了对中共的妇女解放思想的认识，同时使得李达的妇女解放思想在理论和实践层面深刻的影响到何宝珍。一是用唯物史观探索妇女解放的道路，分析男女不平等的原因主要是经济状况决定的。李达认为，只有废除财产私有制、调整生产关系，妇女才能取得经济独立，才能真正实现解放。因此，妇女解放的方向是推翻以生产资料私有制为基础的封建主义、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建立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二是用阶级分析方法探索妇女解放的道路。李达撰长文详细考察欧洲各国的女权运动，根据妇女运动的主体及诉求指向，将欧洲女权运动划分资产阶级女权运动时期和无产阶级妇女运动时期。前者的最大目标是打破男权专制，要求实现法律、社会、经济、政治等一切方面的男女机会均等，核心是要解决男女平权问题，后者要求超越狭隘的、单纯的追求男女平等的领域，从阶级立场而不是性别立场审视妇女问题，要解决的是资本与劳动的关系问题，对包括生产关系在内的社会关系进行根本改造，使妇女的社会解放与阶级解放同时并进，使妇女作为一个群体的解放问题得到根本解决。何宝珍等新女性通过接受李达所传播的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认识到推翻私有制的经济生产方式是妇女解放的途径；通过阶级分析方法，认识到有产阶级妇女运动和无产阶级妇女运动的分野，从而自觉地将中国妇女运动聚焦广大劳动妇女解放。三是建党初期的妇女运动决议及妇女组织引领何宝珍走上妇女解放的革命道路。党的一大就已将妇女运动纳入议题，但因时间紧迫，“只略略谈到大要，就决定交未来的中央负责处理”。党的二大通过妇女运动决议，以政党名义提出妇女运动决议案，表明党已经将妇女运动纳入重要关注事项。在决议的指导下，党领导下的妇女运动起步开局。他们创建妇女组织，培养妇女运动先驱，贯彻共产国际作出的各国共产党成立妇女工作部的指示。党还通过发展女党员、培养妇女运动领军人物来充实妇女组织、推动妇女组织运转。在组织的培养和运动实践的磨炼下，何宝珍等人迅速成长为妇女运动的先锋人物，她们将妇女运动与民族解放、阶级解放相结合，在动员妇女参与革命时，也强调维护妇女权益、推动男女平等。

（作者刘艳梅 系李达故居管理处助理馆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