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像所有的渔鼓都源于唐代的历史一样，零陵渔鼓的生根发芽、开花 结果，也豪无例外地源于道情这颗历史的种子。明末时期，零陵城内只要 有人去世，就会请来道士施法布道叙道情。那时候，那些可爱的道士，就 会手持长两尺有余、一端蒙皮的竹筒，边击边唱，为死者超度，但所唱的内容却比较单一，一般唱的都是一些道家之事和道家之情。这种简单的说唱，就被民间称为打渔鼓、唱渔鼓。从另一个角度看，这种最早的渔鼓形式，又在无形中彰显了一种道教色彩，也可以说是湘南地区另一种道教文化的传承。

“零陵渔鼓”传承人唐天宝夫妻渔鼓表演 / 唐浪摄。

因为渔鼓道具制作工艺比较简单，许多人就自制渔鼓，利用田间劳作 短暂休息时间或在茶余饭后学唱渔鼓，所唱内容也不再包含宗教色彩，想到什么就唱什么，随意性很强。到了清初时期，唱渔鼓不再是道士的专利，越来越多的人喜欢上这样一种民间演唱形式。渔鼓受到喜爱的程度，就好比现在的人都热衷于唱流行歌曲一样，谁都想哼唱几句，谁都能哼唱几句。 尤其是民国以后，更有一些人居然将唱渔鼓当作了一种职业，他们背着渔鼓和胡琴走街串巷，唱一些万事如意、恭喜发财之类的段子，换取一点零碎的钱物，用以谋生。也就是从那时候开始，在零陵，渔鼓传唱越来越流行，那些渔鼓艺人一个个都成了当时另一种“流行歌手”，虽然他们只是一个个“下里巴人”，但他们最大的功绩，就是让零陵渔鼓从此定型，然后像田间地头的野草野花一样蓬勃生长。

零陵渔鼓的表达形式基本上可分为三种：一是只有唱，二是有说有唱，三是说、唱和表演结合。这是零陵渔鼓的三种表达方式，是它们让零陵渔鼓成为一种文化生灵。

如果要说到唱腔，零陵渔鼓唱腔的最大特色，就是由一首曲调反复演唱的单曲体组成的徽调式，曲体为起、承、转、合四句式结构。其演唱灵活多变，一人可唱多种人物，有说有唱，既可在叙事中抒情，也可在抒情中叙事。

零陵渔鼓的唱腔起初虽然只是一种曲调反复演唱的单曲体，可是，后来的艺人们却根据曲目情节的变化和人物性格的异同，将渔鼓腔、小调、戏曲腔融于其中，使其唱腔变得更丰厚更具多元性。

零陵渔鼓的主奏乐器为渔鼓筒，后用二胡、三弦、月琴、大筒、碗、 碟等伴奏。更有趣的是，本来土得掉渣的零陵渔鼓，现在居然也洋气起来了，在伴奏乐中又融入了电声乐。其实，这也不足为奇，当不少传统文化 在守旧中更新容颜的时候，素面朝天的零陵渔鼓化点淡妆也是情理之中的事。就像村姑稍稍打扮一下也很美。

就像祁东渔鼓始终使用的是祁东土话一样，零陵渔鼓也始终保持着零陵的方言土语。这样的语言特色，就像一个特定的地方种植出来的庄稼水果一样，一吃就能吃出这个地方的特殊味道来，换一个地方去种植 就会变味。

这让我们不难想到，虽然所有的庄稼水果都可以改良和移植，但一个 地方的土壤，还是无法不顽强地直接决定着那个地方的民间生态属性，任何他乡异地都无法复制。比如，零陵渔鼓跌宕起伏的旋律中，行腔就极具跳跃性，到了高腔部分，艺人往往会使用假嗓或将真假声糅合，让唱腔更富有层次感和照应性。这就好比一个人站在一池清水边，真实的人像和虚幻的倒影既具有分离感又更具有黏合性，人一走，影子就自然消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