湘中五月的雨丝总是绵密如织，打湿了溪口湖区的万顷碧波。站在湖堤上，对岸的水电站大坝像一条灰暗色的巨蟒，盘踞在涟水之上。三十年前，我曾在八亩田教室的窗台上，无数次凝视过这道波光——它像一枚时光的书签，夹在我人生最滚烫的那本青春纪念册里。

“半边户”少年的野孩子哲学

1980年代的湘中农村，“半边户”是个微妙的存在。父亲每月几十块“大洋”的工资，让家里不至于像纯农户那样在日常开销上捉襟见肘，但母亲挑粪担水的身影，又时时提醒着我别忘了乡土的本源。就这样，父亲的粉笔灰与母亲的泥土香交织成了童年的底色。

我的童年在湖区河畔的丘陵间疯长，爬过后山农场的桃李树，潜到支流河道深水潭里摸鱼捉虾，把牛群赶上铺满鹅卵石的河滩上，看它们踩出“咯吱咯吱”的响。头疼不已的乡邻们给我取了一个响亮的名号“鸡司令”，因为我总能带着三五顽童，把生产队的鸡群赶得漫天飞散，再用自制的弹弓打下最先起飞的那只。

90年代初的那个夏天，我和一帮野孩子还在河里泡着。父亲攥着我的成绩单在岸上冲我摇头叹气，而我却盯着他中山装口袋里露出的那截粉笔头，它曾被我用来在晒谷场上涂鸦各种迷宫图。那年，成绩平平的我与重点高中失之交臂，在父亲的叹息中踏进了八亩田学校的门槛。那个年头，全县重点高中录取率不足百分之五，八亩田学校不过是升学率常年挂零的“农村保底高中”。而这所普通的农村高中，在不经意间，成为我生命中最重要的地方之一。

八亩田的地平线

八亩田学校的教室建在山坡上，推开窗户就能看见溪口水库湖面的浩渺烟波。清晨薄薄的雾气漫过水电站的闸门，在课桌上凝成细小的水珠；傍晚的斜阳把大坝染成金红色，像极了港台古装录像带里的魔幻场景。那时的我们，常常在课间时趴在窗台上，看着水泥厂运送职工上下班的通勤车碾过对面尘土飞扬的马路，车身上“韶峰水泥厂”的红字在阳光下显得格外刺目。

那是计划经济最后的余晖。水泥厂有自己的食堂、文化宫、冰棒厂、子弟学校，甚至还有带瓷砖外墙的医院。每当有水泥厂子弟穿着印着“韶峰子弟学校”的藏青带红色条纹校服从镇上街头走过，我们这些补丁摞补丁的农村学生，总会自觉地退到路边，眼神里满是羡慕和嫉妒。记得有次我偷瞄一个穿校服的女生，被老三捅了捅腰：“哥，那料子比我们语文老师的的确良裤还牛逼吧。”

高中时期的英语课总是让人又爱又恨。对于没有外语天赋的农村伢子，那些拗口的单词，把字母拆分开来的时候都能认得很清楚，合并到一起时顿时让人茫然无措。英语老师是一个文文静静的年轻小伙，刚刚毕业不久，年纪比我们大不了几岁，性格特别温柔随和，让人很是喜欢。面对我们这帮落后分子，他总能保持轻声细气的话语，用他略带腼腆的职业微笑，谆谆劝导，从不发脾气。每次在课堂上梦游天外的时候，他就会慢慢悠悠地一边念着课文一边轻轻地敲打着我的课桌，让我瞬间惊醒，尴尬不已。

被体育老师选中时，我正在操场边啃着从食堂偷来的冷馒头。那年头，体育特长生是条“曲线救国”的好路子，但每天不用上晚自习的诱惑，远比枯燥无味的体能训练更具有吸引力。当体育生们在撒满煤渣跑道上挥汗如雨时，总能看见隔壁文科班的女生抱着《席慕容诗选》飘然而过，这也算一种莫大的福利吧。令人沮丧的是我们理科班的教室，永远都弥漫着一股汗臭与劣质墨水的混合气味。不过命运总是充满意外和惊喜，谁也没想到，在那个农村高中升学率极低的年代，我竟然也能凭着体育专业特长考进了江城一所师范学院，这无疑是一个奇迹。

护校队与“三兄弟”的江湖

我们“三兄弟”的故事，始于1991年的秋天。我是老大，老二是湖区渔民的后裔，憨厚敦实，一身烟味；老三来自水库旁边一所学校家庭，白白净净，古灵精怪。我们仨是在新生篮球赛上相识。那时港台黑帮片正火，镇上录像厅里《英雄本色》的海报被阳光晒得褪成灰白色，无形当中却在我们三个人心里种下了“兄弟义气”的种子。当镇上水泥厂职工子弟的摩托车第一次轰鸣着冲进校园时，老二把烟头吐在操场的煤渣土路上：“哥，该立规矩了。”

护校队的成立带着草莽气息。我们从体育器材室偷来标枪，把废旧课桌拆装拼成路障，在晚自习后沿着围墙巡逻。记得某个深秋的夜晚，十多个小混混翻墙进来，我抄起一根断了的木棍带着一众弟兄迎了上去，木棍砸在对方钢管上的震动，顺着手臂直接麻到了心脏。那场混战以派出所警车的鸣笛声而告终，我捂着流血的额头，看见老三抱着对方掉落的BP机傻乐：“这玩意儿，得卖两包红塔山吧？”

随着那场校园保卫战“一战成名”，护校队从此名声鹊起，校园里面再也没有出现过镇上那帮小混混飞扬跋扈的影子了。我们“三兄弟”的人气也跟着流量暴涨，在校园里面充当起了“大哥大”的角色。时不时有同学找上门来请求帮忙撑腰，用那时江湖行话的意思就是“了难”，其实就是调解同学之间的矛盾和纠纷。学校领导和老师们看我们这帮“愣头青”一个个蛮有正义感，在处理事情时还算公道公平，也渐渐地默许了我们的越权“放肆”行为。

毕业之后，我们“三兄弟”天各一方，老二继承了家里的渔船，老三去了广东的电子厂。再后来，各自为了生活不断辗转奔波，渐渐地就断了联系。如今想起，心中满是唏嘘，忆过往岁月，也叹世事变迁。不知道远方的兄弟，是否安好，又怕贸然打扰，打破他们平静的生活。

奥丽丝的广播声

她第一次出现在广播里时，我正在操场练三级跳远。甜甜的普通话混着电流声飘过来，惊飞了水泥屋顶的那一排麻雀。后来我知道，她来自镇上工人新村不远处湖畔的一个村庄，初中在水泥厂子弟学校读书，那身洗得发白的校服，在那个年代应该是她最珍贵的行头了。

某个宿舍夜谈的“八亩田十大美女”评选，是枯燥校园生活的最佳调味品。她是我当仁不让的“十大美女”头号提名人选，当有人质疑她的颜值时，我几乎是吼着说出了理由：“你们没听见她朗诵过舒婷的那首《致橡树》吗？”最终她以一票优势当选亚军，而我在熄灯后的黑暗里，用粉笔头在床板上刻下“奥丽丝”三个字——那是当时最流行的洗发水品牌，像极了她垂在广播室窗口的马尾。

为她打架的那个盛夏，天气特别炎热。我攥着从食堂顺来的菜刀把儿，追着那个调戏她的小流氓跑过了整条小镇街道，最后被水泥厂公安处警察叔叔用“77”式才逼停。过后才知道，那个小流氓竟然还是我们家扯起来的远房亲戚。在诊所包扎伤口时，消毒水的气味混着她发间的雪花膏味，让我第一次读懂“心跳如鼓”的含义。后来，我远赴江城求学，她也考进了本市的一所高校。年少时的懵懂爱情在鸿雁传书中一直延续到大学毕业。也曾坐过通宵的绿皮火车，只为在她生日清晨送上一束玫瑰——在那个连真花种子都难买到的年代，这已是我能想到的最浪漫的事。

毕业后，我满怀激情回到家乡，她却揣着梦想去了南方。朦胧的初恋终究没能抵挡住现实的考验，无疾而终。那年的夏天，我站在小镇火车站的月台上，看她的白衬衫消失在绿皮火车的拐角，突然想起溪口湖面的晨雾——那些被我们惊飞的水鸟，终要飞向更辽阔的水域。

消逝的八亩田

2024年清明，我特意绕道去了趟八亩田学校。曾经的高中教学楼已改成初中学校，操场边的梧桐树砍得只剩树桩，唯有窗外的湖面依然波光粼粼。传达室的老头告诉我，最后一届高中生毕业是在2002年，“现在的娃都去城里读高中喽”。但院子里的一草一木，已经深深地烙印在我的生命里。那里的每一个角落，都有我成长的足迹，就像一抹挥之不去的乡愁，时常萦绕在我的心间，让我怀念，让我感慨。

如今的水泥厂也已日渐衰微，昔日喧嚣热闹的工人新村现在门可罗雀。长满荒草的厂区铁轨上，偶尔还有货车经过，只是车身上的红字已褪成浅灰。溪口水库现在成了湿地公园和旅游区，码头游船载着游客掠过当年我们摸鱼的浅滩。我在镇头的老米粉店坐下，老板问我是不是“以前八亩田的学生”，“你们那届啊，出了好几个大老板呢。”他擦着桌子笑，蒸汽模糊了他眼角的皱纹。

离开时路过当年的录像厅，招牌已换成奶茶店。玻璃橱窗里，《旺角卡门》的海报复制品被灯光照亮，旁边是穿着汉服的少女在自拍。突然想起老三曾说过的话：“哥，以后咱们的娃，会不会觉得咱们现在像傻子？”

暮色漫过水库湖面，远处的水电站大坝正在拉闸放水，哗啦啦的水声里，我仿佛又听见了广播室里的下课铃声。那些在八亩田畔挥霍的时光，终究凝成了一颗颗珍珠，永远嵌在了这片湘中丘陵的褶皱里——那是属于一代人的青春标本，带着泥土的粗糙，也闪着理想的微光。

2025年6月25日夜于永州之野